論中共的「和平崛起」
作者：蕭全政
摘要 / PDF 全文下載
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曾在「博鰲亞洲論壇」，針對「中國的和平崛起」，進行專題演講；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亦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做出綱要性的闡述。自此之後，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即被定位為新的國家發展戰略，而深受各國與各界的矚目與討論。在各國與各界的反應中，東協國家領袖、老布希總統、日相小泉純一郎，及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等，都曾肯定、歡迎中共所宣稱的「以和平的方式追求發展」。相對的，學術界和輿論界亦針對「和平崛起」的概念，進行很多的討論；其中，包括相關概念的釐清，如和平崛起的意義、和平與崛起及和平與戰爭之間的辯證關係（龐中英，2004；閻學通，2004），也包括對和平崛起的策略與路徑（孫哲，2003；時殷弘，2004），及其可能面臨的政經限制與障礙等的分析（學習時報，2004；石曉虎、司銀濤，2004；沈君山，2004）。然而，綜合而言，這些論述五花八門，有的更是南轅北轍，尤其他們經常各有所偏，而使人仍難以瞭解中共「和平崛起」論的整體性與複雜性。中共的國家發展戰略，向來深受國際政經變遷的影響，而且亦左右其對內與對外的政經政策。例如，在一九六四年後國際上的南北對峙中，毛澤東為領導南方國家（後來稱第三世界）與美蘇爭霸，而有「三線戰略」與文化大革命下強調「閉關鎖國」的自力更生；而在一九七○年代末蘇聯的積極對外擴張中，鄧小平採取聯美制蘇策略，並開始推動改革開放；另外，鄧小平也在九○年代初的「中國威脅」論與「和平演變」論下，推動「反和平演變」與二次改革開放。從一九七八年底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內外政經結構與內外政經關係，早已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化。二十五年來，在國內層次，誠如二○○三年十二月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所說的，中共已吸收、運用五千億美元的外資，而且達成平均 9.4% 的高經濟成長率（溫家寶，2003：3），並因而經歷激烈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變遷。另方面，在國際層次，一九八○年代末後的冷戰終結與蘇聯的解體、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及二○○三年的美伊戰爭等，亦分別衝擊中共的國際政經關係，並影響其國際政經地位。為因應這些劇烈的內外政經變遷，中共會調整其國家發展戰略；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例行公事，但是其調整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麼，卻是值得我們細心探究。據報載，隨著中共十六大（二○○二年十一月）後「胡溫體制」的形成，胡錦濤曾要求前中共黨校副校長鄭必堅，負責為其建構「中國的和平崛起」理論（聯合報，2003/12/16，版 13），以鋪陳新的國家發展戰略。為何是鄭必堅奉命去建構這個理論呢?根據另一個報導，因為鄭必堅曾在二○○二年年底訪美，深切體會一些美國政要與學者，包括季辛吉、布里辛斯基和萊斯等，對於「中國威脅」論的不安，以致於在回國的報告中提出相關的建議（新聞周刊，2004）。然而，無論是為新政權而提出的新戰略，或是為了淡化各國所擔心的「中國威脅」論，中共的確在鄭必堅的領導下，於二○○三年的十一月之前，已大致上完成了「和平崛起」的理論，而且得到「胡溫體制」的支持；故除溫家寶的哈佛演講之外，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錦濤也在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周年的座談會上，強調要堅持「和平崛起」的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做為一種國家發展戰略，無論對其自身或對外界而言，顯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對於台灣而言，不管是就兩岸經貿、投資關係的發展，或對兩岸政治、安全關係的改變，都將產生非常直接的作用，甚至可能因而影響台灣的內外政經政策與政經變遷。然而，一直到今天，該理論的確切內容，對於外界而言，卻仍然是相當的模糊；從戰略的角度看，誠如老子（三十六章）所說的，「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中共是不可能毫不保留的將其國家發展戰略公諸於世，故其模糊性似乎是必然的，只是我們不能不設法儘量釐清。二○○三年十一月三日，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介紹「中國的和平崛起」論時特別強調：這是二十五年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所開創的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又適合時代特徵的戰略道路。這條道路的基本特質，包括：一、同經濟全球化相關聯而不是相脫離；其次，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三、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另外，圍繞這條道路的，他又強調，還包括三個最重要的戰略方針：一是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本內涵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證；二是借鑒吸收人類文明成果而又堅持宏揚中華文明，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係，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改革開放，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社會環境（鄭必堅，2003）。同年十二月十日，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希望大家「把目光投向中國」，看看「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而「明天的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和充滿希望的大國」；「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另外，溫家寶也強調中華文化的「和而不同」，而主張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開展廣泛的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溫家寶，2003）。中共到底要如何在「和平」中「崛起」？如何在「改革開放」中，走出「獨立自主」的道路？鄭必堅所指出的三個戰略方針，到底如何使中共能和經濟全球化相關聯而不是相脫離，而且從中定出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呢？而更重要的是，在強調「和平崛起」的同時，中共在二○○四年的國防預算，比往年更大幅度的擴張而成長 11.6%；那麼，中共所追求的「和平崛起」，到底又是什麼樣的「和平」，而她又能如何堅持和平而且不稱霸呢？另外，鄭必堅所提的三個戰略方針，基本上仍比較偏向國內層次的政經社文事務，而在其所相對應的國際層次，如堅持和平、平等和「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上，中共又可能有何戰略性的思考呢？這些似乎都是必須進一步釐清的。中共的國家發展戰略，必然有其因應國內外政經變遷的考慮，也有其整合國內與國際層次的策略性思維。本文希望從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及中共的政經變遷中，嘗試定位並釐清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在第二節中，本文將從區域主義的角度，分析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如何消融於冷戰終結後區域主義的三元對立中，而且展現所謂「一超多強」的局面；而第三節將分析冷戰終結對於亞太政經結構與政經關係的衝擊，特別是涉及經濟合作的三種區域主義的發展，及隱隱約約中逐漸出現的亞洲主義與亞太主義之間的對立。其次，以涉及軍事安全的海陸爭霸為重點，本文第四節將探討美、日所代表的區域內海洋勢力之爭霸策略與爭霸態勢；而第五節則在分析中共所代表的區域內大陸勢力之因應措施與爭霸佈署，特別是一九九五、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後中共對其內外政經戰略的全面性調整。基於當前的國際與亞太政經趨勢，本文第六節將分析中共「和平崛起」論的主要內涵；而在第七節，亦將附上簡單的結論，並在最後討論其內在上的一些重大困難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