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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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構建與文明再造是清末以降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的關懷所在，本文探討了1914至1918年間，它們如何現身於李大釗為謀「民族之復活」而發展的一套文化論述。具體而言，本文追溯李氏如何從「風俗保群」論出發，進而提出「造可愛之國」的課題及「青春中華」的理念，最終抵於「第三文明」的主張。本文指出，在他深受傳統影響的「青春」宇宙觀籠罩下，李氏發展出一種「普遍」與「特殊」相互交融的視域，進而將上述兩種關懷結合為一體兩面的追尋，最終並以超越西方主導的19世紀文明模式、創造具有社會主義內涵並調和了東西文明特質的「第三文明」，作為人類共同致力的目標，以茲解決現代世界的危機。本文強調，第三文明論雖有重大政治意涵，亦受到歐戰與俄國革命的影響，但它不能被化約為單純的政治性建構，反而突顯了「文明再造」的思考所涉從宇宙觀、個人觀、文化觀到歷史觀的複雜議題。「文明」固然可被本質化成為標示身份認同的符碼，亦可被援為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基源，但在李氏那裡，它最突出的意義並不在此，而在於作為一種認識世界、改變世界的批判性範疇。對他而言，普遍未必與特殊衝突，而真正具普遍意義的20世紀新文明（亦即第三文明），必須經由東西各民族在自己的傳統基礎上，通過東西文明的匯通始可得見。李氏最初即是透過第三文明的視域，迎向革命的選項。可是，他將事物的普遍性建立在特定的宇宙論之上，以及他始終無法具體說明如何調和東西文明──這兩個事實，使得「靈肉一致」的文明理想，在理論與實踐上皆面臨了困境，最終只能如梁漱溟對他的批評那般，「俟諸未來」。他因而留下這樣的問題：在革命過程中，究竟有什麼資源，足以阻擋這個理想不異化為政治動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