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針對性制裁的對象是企業及個人等非國家行為者，由於經濟成本與人道傷害較少，逐漸取代全面性制裁成為脅迫外交的利器。儘管國際政治經濟學界已指出針對性制裁成效差強人意，但未能說明為何美國仍持續制裁中國大陸企業，也無法解釋一度放行中興通訊等選擇性執法現象。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根據聽眾成本理論，概念化制裁為溝通訊號，建構一個「2´3」矩陣，區分廉價、中等、昂貴訊號的層級，以及主政者傾向執法或政治化制裁的偏好差異。筆者接著採取厚資料的蒐集與詮釋途徑，檢閱美國政府各部門制裁中國大陸公司的公開聲明和執政者的回憶錄，發現美國領導人普遍具有透過制裁，產生聽眾成本以傳達守護國際秩序決心的動機。然而，川普亦有將制裁視為籌碼以換取經貿利益的政治化取向，因此削弱聽眾成本的拘束力，使得遭制裁企業獲得轉圜餘地。本研究成果補充針對性制裁在大國競爭文獻的缺口，改善聽眾成本理論分辨傳訊內容的不足，並彰顯厚資料運用於分析實施經濟國策動機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