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由於秦國的變法成功，戰國時代以秦國併吞六國、統一天下的結局告終。其中的謎題在於，事實上當時所有的七個大國都曾經先後有過變法圖強的嘗試，但為什麼只有秦國的變法能夠成功呢？本文認為，文獻中的觀點，對於「為何秦國可以延續變法，而其他六國卻無法做到」的問題，無法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唯有透過比較政治理論中的「歷史制度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關鍵轉折，來補充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論點，才能夠區別出能夠同時解釋秦國與其他六國的成敗差異的真正原因。由於秦國的建國過程與其他六國的建國過程的初始差異（關鍵轉折），秦國成為當時受到西周王朝封建制度的影響最小的大國之一，因此秦國的貴族與六國的貴族有著較為不同的利益結構，秦國的貴族不僅與國家的發展有著較為直接的利害關係，對於土地制改革與軍功制改革的反感也不如六國的貴族那樣厭惡，因此當一個允許平民能夠透過「耕」與「戰」的良好表現而進入貴族階級的改革方案出現之時，秦國貴族對於新法本身的反對就遠不如六國貴族的那樣強烈，因而在新法能夠成功地使秦國的「私人報酬」與「社會報酬」連結起來、並證明其有效且符合當權者利益的情況之下，新法得以很快地在秦國獲得了得以自我強化的政治基礎。這個歷史制度主義的重要概念，解釋了為什麼只有秦國能夠成功延續其富國強兵的變法，而其他六國在面對崛起的秦國時為何難以做到「內部制衡」的關鍵原因。本文的發現，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補充了一個在文獻中較少提及的因果關係，也對「歷史」、「比較政治理論」和「國際關係理論」三者之間的連結提供了一個初步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