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19世紀，是歐洲帝國主義興盛的時代。尤其，在世界各地擁有眾多領地、屬國的英國，更是名符其實的帝國組織。然而，在此帝國組織背後，其所涉及的往往是普世人性理念與民族國家利益之間的連結。承此，本文以反駁Nazli Pinar Kaymaz稱F. H. Bradley為軍事帝國主義者之論辯出發，進而指陳：首先，Bradley未因主張人類共有一個普世目的，而支持大英帝國對其他民族地域之侵略行為，反之，他認為過於重視抽象普世人性理念的信條，反倒可能合理化帝國對外的壓迫；其次，Bradley認為，為了防範此種假普世人性之名、侵略不同民族地域的行為，世界政府與國際法庭之設置有其必要，因為世界、國家、民族、個人乃處在一個動態互構的發展過程中，唯有藉此過程，所謂的普世人性才可獲得具體的落實，也正是經此，個人作為世界公民和國家社群公民的義務衝突，便有了調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