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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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當代代表性官僚理論，文官的社會組成（消極代表性）可經由文官本身的價值與行動（積極代表性），也可經由民眾基於信任的正當性而產生的合作與順服行為（象徵代表性），進一步影響政策的結果。本文在「基層官僚」與「行政行為」兩個層面深化其理論論述，經由深度訪談桃園市推動客語復振計畫的一般行政機關與客家行政機關的基層官僚與民眾，探討基層官僚在提供服務與審查申請之時，展現的裁量權與認同凸顯，並分析民眾對於基層官僚的信任感及相應的行動，以及他們對於該計畫結果之評價。研究發現如下：一、一般行政機關與客家行政機關的基層官僚，大致上可將消極代表性轉化為積極代表性的價值與行動，然而本身卻沒有對於客語復振之政策結果明顯表達正向的評價。二、民眾對於一般行政機關與客家行政機關的象徵代表性有明顯差異。三、一般行政機關與客家行政機關的積極代表性基於不同的緣由。四、客家行政機關的官僚代表性展現客語復振計畫具備了依從式政策的性質。本文認為臺灣客家基層官僚代表性雖然可能形成依從政治，但其所引導正向的政策結果以及發揮民主治理的功能亦不容抹煞。根據研究發現，本文也提出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中，一般行政機關以及客家行政機關應該提升客籍基層官僚的比例與培訓，以及政府應該培力客家第三部門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