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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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檢討在我國國家科學會學門劃分中，文化研究作為台灣政治學門次領域的可能性與可適性。文化研究對身份政治的關切，顯然超越了前此政治學既有議程所涵蓋的範圍，其研究對象的界定與存在型態，更與政治學的個人化研究對象不同。文化研究議程上的研究對象是流動的，進出於各種關於身份的情境，研究對象的流動性引導文化研究者的方法論，使他們不限於研究特定情境之中的行為規律，而更關注不同情境中的身份轉移，一方面是研究對象進出情境，轉移身份的能力，二方面是情境中身份內涵因應研究對象的理解與實踐而變遷的現象，以致於任何看似具有拘束力的行為法則，會因為身份的流動或法則的變遷，而出現不可事先決定的發展。由於研究焦點集中於身份政治，故又有方法論上具有與過去不同的主張。文化研究已經不再適宜以跨科際研究來定位，其他政治學既有議程上的次領域，並不能提供身份政治研究任何有效的方法論，而身份政治的研究結果，無所不在地挑戰政治學既存的各種理論，或關於國家、公民、階級的預設，因此又必須是政治學某個次領域方才合理。準此，文化研究成為政治學之次領域，應當已經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