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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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的《莊子注》作為玄學後期的作品，深刻地處理了關於政治秩序的建構問題，本文試圖從三個面向探討。「自生與獨化」的面向處理了「無」與「有」的對立到統一的過程，郭象透過自生與獨化的觀念批判進而改造了「無中生有」的命題，說明了自生與相因的相關性，進而調和了存在於「無」（個人）與「有」（團體）之間的對立；「自然與名教」的面向則關注於個人秩序與集體秩序之間的緊張性消解，面對文化政治二元結構的不合理性，郭象試圖在個人與政治間探求一個足以安生立命的價值系統以資因應，郭象一方面承認名教與自然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進行著調和兩者的理論舖陳，在這兩種心態交互作用之下，原先具有傾軋桎梏特性的名教，也可以有條件地接受與承認，郭象於是運用了詭辭的方法將老子的「常」與莊子大化流行的主張，來了一個權宜性地轉變，使得社會規範與個體自主性之間得以妥適地對應；「無為與政治角色」的面向，可以視為郭象政治理想的理念與實踐之論述，儒家與道家的思維，在郭象的論述中得到極佳的榫接，郭象試圖建構一個「無為」的政治秩序，是一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並不存在著隔閡，且是相因而生與相輔而成的政治秩序，一方面謹守人本的道德色彩，重視個人的生存價值與需求，一方面也追求統治的集體成就與正當性；郭象在《莊子注》中堅持了「個人」在論述中的重要地位，也試圖填補與「社會」之間的罅隙，如果「調和政治哲學的論爭未嘗不是一種緩解人間秩序惡化的努力」，正是透過這樣的緩解，郭象消解了存在於現實政治中的嚴重對立，建構了他所要的「重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