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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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思想史研究往往將宋代思想史和理學發展史劃上等號，這是站在儒學本位的立場回頭觀看宋代的結果。事實上，要研究唐宋兩代的思想變化，必須同時考量儒釋道三教的角色。宋代則應當斷代為二，理學興盛而定於一尊乃是南宋時期的發展。北宋之季是唐代和南宋的中介階段，思想世界再度爭鳴的時期。若仔細觀察北宋士人的論述內容，可發現經歷三教互相激盪之後，雖然仍有判教的先後順序，大致都試圖將三者融而為一，建立一個從內在到外在、從個人性到公共性的體系。只是其方法和觀點不同，故有新學、朔學、蜀學和洛學之別。但是時代氛圍使得各學派同時校注三教經典，《道德經》當然也不例外。北宋的注老風潮至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一出，大致上可謂定調。一方面宋徽宗崇尚道教，提升《道德經》的定位，不再是人人皆可任意批評的經典；另一方面透過官方力量，掌握了對《道德經》的詮釋可能性。宋徽宗注解的過程中，除了針對《道德經》的義理分析外，還可反映出其所處時代的學術旨趣和氛圍，如心性問題、統治者面對異論相攪的思考等。在其中徽宗描繪出盡性復命而體道的聖人，足以因性而修身、治國、平天下。然而，近人研究往往因為宋徽宗縱情於文藝、宗教，而淪為亡國之君的窘境，認定《御解道德真經》透顯出消極無為的意義，似乎是值得再次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