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當代中國經濟結構變遷，促使資源重組，引發各種社會衝突。對中共政權而言，管控這些衝突與代價，營造體制和基層社群的秩序關係，是經濟發展和政權調適性的基礎。而中國治理規模龐大，各個政治與社會場域南轅北轍，為政權帶來極大負荷和挑戰。何以理解中國基層紛雜的「社會治理」機制？這些機制各自生成於何種社會格局？呈現為哪些主要類型？有何趨向？以組織邏輯統整文獻概念和田野經驗，可定位四種基層社會格局，從而勾勒四種對應的治理機制及調適秩序：關係滲透的「包聯型」、關係吸納的「自治型」、規制滲透的「全控型」，以及規制吸納的「代表型」。四個區∕縣級「社會治理」案例，展現了各自機制過程。然而，調適關係所需的基層自主性受到黨國體制結構限制。中央地方關係的多重張力之下，浮現「總體化」的特定趨向和困境，在「包聯型」與「全控型」之間權變糾結，時時面臨「走回封閉僵化的老路」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