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演講---翁文祺學長
謝謝我的同學王老師的介紹，這是我1981年政治系畢業以後，第一次回到母校，剛剛搭計程車來，從重慶南路一路到徐州路，想著30年前的往事，感到非常的溫暖。尤其知道我們的老同學現在擔任本系系主任，而且非常受到同學歡迎，我更覺得與有榮焉。我每次回到台北的時候都會給業立打電話，業立總會說，到系上來坐坐吧！我說，好啊！但一直都沒空，這次是我個人休假，終於來成了，也就是因為休假，今天跟大家的講話，完全是我個人觀點。這次本來是想說在外面的草地上，鋪塊布跟大家坐著聊聊天，沒想到弄到最後變成是上課的型態，聊天我可以，上課我是不太行的，就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過去曾代表財政部在我國駐WTO代表團擔任參事，2003年我返國參加中國國際法學會的研討會，晚間趁便去政大與同學座談。WTO範圍很廣，專業性高，那時候我國入會才一年多，我個人雖然有些瞭解，但也不是很懂，要我準備個演講稿跟大家報告實在有點困難，所以那次，晚上七點鐘的演講，我簡單開場，不到三分鐘就說演講結束了，請大家發問。就這樣問了三小時，直到要關燈了才結束。我覺得那個作法有點大膽，因為大有可能被問倒，但是沒關係，因為我要講的不見得是你們要聽的，同學要問的才是想要知道的。但是我今天還是照著規矩，先開個場，第一大段講一下外交的事情，這是老生常談，可能有點無趣，所以請你們多提問，第二部分，我就講講印度。
先從我個人經歷開始講起。我1981年畢業，1983年退伍之後就考上外交特考。按照一般外交生涯模式，外放、返部再外放是一個cycle，大概來回3到4個cycle就65歲退休了，我覺得人生不應只是如此，所以我在外交部待了12年，在第一個cycle結束之後，我就決定要去接受一些其他的歷練，開始了我在財金體系第二個12年。到財政部我先後服務了幾個單位，先是到證管會做外資管理，4年後，轉往金融局管了2年的外國銀行，2002年我國加入WTO，我又奉派去協助開館，有幸參與杜哈回合的金融談判，2005年，金管會要在紐約開辦代表人辦事處，找我去幫忙了3年，目睹華爾街的興衰，這前後加起來共12年。然後2008年我重返外交體系擔任駐印度代表。你們也許已經注意到了，一路走來，不論在哪一個崗位，我的工作都跟外交的「外」字有關，可以這麼說，我雖曾physically離開外交部，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離開。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報告這些事情，我知道台下也許有幾位同學以後想去報考外交部，或參加經濟部以及未來的文化部擔任駐外人員，之所以會跟大家這樣說，是因為現在的外交部已經快要回到「正常」的外交部、常軌的外交部了。也就是說在2008年以前，外交部的工作是被某些事情絆住的，所以他很大一部份的資源都放在那件事情上面，一個常軌下的外交部應該做的事情，反而沒有餘裕去處理。那我問大家，在2008年以前外交部被絆住的是什麼事情？入聯嗎？入聯只是項目之一；入聯後面是什麼，就是我們以前常講的「對匪鬥爭」，外交工作的merit來自那件事情上做的有沒有績效。比如說我國的外交官要和僑界密切往來。紐約、東京、溫哥華很多地方的駐外同仁，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吃飯，吃春酒可以從一月底開始吃，每天晚上三、四攤，吃到五月半了還在吃，為什麼這麼努力？因為你去，對方也會去，你不去之後，哪天僑社升起了五星旗起來，回到個人的層次，你的考績就受到影響。結果變成是北京跟台灣的兩個foreign services相互較勁，我被他擋到，對方的外交人員就會記功、嘉獎；我打了他一棒，我就會得到獎勵。所以最後，外交官該做什麼事情？方向在哪裡？都被窄化了。
當然這一切都可以怪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不是他們打壓，我們又何嘗情願如此這般？所以2008年以後馬總統提出「活路外交」，作用就在這裡，就是要讓外交人員的工作，回到正軌。正軌是什麼呢？如果你只做純屬外交的工作，就是國際公法上講的那些東西，外國船隻侵入領海、或者是邊界發生衝突，或者是政治庇護，這些事情少之又少，那平時做什麼呢？真正的事情就在日積月累的小事情，而這些都是跨部會的東西，可以是包山包海，如果館長認為我是外交部派的，我只管外交部的事，那個館就就會變成「外交部駐新德里代表處」；但是如果館長認為我代表中華民國，所有的單位在館長的指揮之下共同做事情，發揮相加相乘的效果，那個館就會變成「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處」。所以外交官的本務不只是外交事務，而是廣義的涉外事物，舉凡經貿推廣、教育合作、科技交流、觀光旅遊、甚至軍情合作都是。活路外交的推動和兩岸關係的和緩，釋放出很多的空間讓外交人員回復到本務。我們觀察英、美、德、日的駐台代表或秘書，每天在台灣轉啊轉，請問他都在處理國際公法，每天都在談判嗎？不是，他們每天做的就是常軌的事情，辦文化交流、經濟論壇、科技合作，這些就是在活路外交政策奏效之後，台灣外交官要多做的事。
我剛剛提到我有兩個12年，第一個12年我在外交部，第二個12年因緣際會到了財金系統。之所以會提到這個，我覺得不只是外交官，大家都一樣，你的本職應當要強，但最好還要有第二專長，財金歷練就給了我第二個專長。大學四年過得很快，我很鼓勵各位大家去修心理學、經濟學，甚至到電機系去上課，去上概論的課，瞭解什麼是半導體，你不用變成一個半導體工程師，但半導體的製程、產業的特性和對台灣經濟的貢獻，你可以用非專業的語言把它說清楚，講明白，這種訓練對個人就會產生很大的價值。
又例如我們在做投資規劃的時候，portfolio裡幾組assets的關聯性(correlation)要想法子降低，當市場環境變化的時候，其中一組asset會做反方向運動，那就是避險的最佳標的。其實我們在做人生規劃的時候，也可以這樣想，多培養一個專業，當兩個專業的關聯性比較小的時候，所產生的效果常會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所以我從外交部轉到財政部，兩者關聯度不高，但後來派駐印度，耕耘印度的廣大市場，卻很有幫助。我們王系主任的大兒子就是這樣，台大電機系畢業、政治所畢業，現在要到美國深造，像這種例子，台灣社會是少的，但就是因為少，他的價值才會更高。
接著講講印度。回想2008年9月，當我抵達新德里履新那天，下午就進了印度外交部拜會，我知道印度外交部很在意中共，對於台灣的外交官會有些不放心，所以我就跟主管司長開門見山的講，我在財經單位待太久了，國際政治很生疏，我的工作很單純，就是要把兩邊的經貿給做起來，這句話他聽了頗為受用，我也告訴他我有個副手，非常資深，碰到任何政治事情，請你找他解決。對於國際政治，我真的不懂嗎？當然不是，我要讓他安心，我的策略就是做對他有利的事情，不要讓他每次見到我就想快點結束會談，而是希望我可以留下來多談點。
外交工作簡單的說，就是創造彼此被需要的空間，是一個give and take的藝術，不宜銖錙必較，也不見得要先佔為贏。你先讓他多拿點好處，最後我們也會受惠。所以我就要做對方有興趣的東西，簡言之，那就是經貿，貿易數字會不會成長？投資會不會一個接一個來？下單會不會越來越大，答案是會。去年我們雙邊貿易大概74億美金，佔我們總貿易量大概才1.5%，但相對於四年前成長了快一倍，後續成長空間還很大。然後投資會不會來？這個稍微難一些，至今台商投資印度的總量無法跟泰國、印尼、越南的台資相比，但也開始有龍頭廠商進軍，例如中信銀、大陸工程、台達電、聯發科等，最近由代表處推動的就是中鋼投資案，中鋼電磁鋼片廠投資金額8年下來會到10億美金，可望帶動中下游廠商跟進。當雙邊貿易量不斷放大，台灣投資案紛至沓來，觀光客蜂擁而至，對方看到你，就笑容滿面，所以有時你在政治意味較高的案件上做出要求，就比較容易有善意回應。
舉例而言，印度跟中國關係很密切，而且還在1962年打過仗。但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有提供中文系或中國研究的大學不超過10個，每個系的招收名額三、五十個不等，出來的學生大部分都去當導遊了，因此印度的科技、服務產業，甚至情治單位等各方面，都極度缺乏中文人才，但由於中印關係敏感，令印度不願從中國大陸引進師資，中國的孔子學院也進不來，這下子台灣的機會就來了。我們專案向教育部申請，請新竹的清華大學幫忙，經過兩年多的佈局，已經在德里的兩個私立大學設立台灣教育中心(Taiwan Educational Center)，由清大派華語老師來開課，大受歡迎，現在印度的公立大學也準備跟進。這個例子就是說明如何創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我們在互利基礎上不斷滿足印度對於經貿、教育等各方面的需要，碰到總統專機要技術性加油過境的事情，要求印方幫忙，自然比較容易成功。
台灣教育中心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我們跟印度長期隔離，但在文化與宗教方面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經貿上則有極大的互補性等著去開發，所以加強印度對台灣的瞭解是我的工作，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透過華語教學。台灣有不少流浪老師，教育部努力地要幫他們找出路，但如果光靠政府補貼，其實效果有限，而且形同全民買單，所以應該要幫他們開發新的就業機會。這幾萬人裡面，假設有百分之一願意去修習華語教師資格認證，拿到證書後送來印度教中文，我們這邊則不斷開拓其他的教育中心，一個個做下去，印度現在雖然有兩千多所大學，但嚴重不足，未來還要蓋兩千所，我估計一直做下去的話，上百個華語中心都不嫌多，那就是好幾千個工作機會。老師有新的職場可以發揮，兩國瞭解不斷增強，互補互利，一舉兩得。
我常被人問到，印度對台灣的重要性在哪裡？這麼說吧，中國經濟的餅被台灣人幫忙做大了，我們不知道中國的餅還會大到什麼地步，也不知道可以分食多久，所以我們要努力尋訪第二個中國，做為我們的市場。這第二個中國在哪裡，就在印度！台灣60歲以上的大企業家在中國市場打拼了二十幾年，要他們繼續轉到印度再奮鬥二十年，應該是沒有辦法了，他們的第二代大概四十歲左右，你請他們去印度，那麼辛苦，他們未必願意，但對其他大多數人來說，下一個二十年的機會在哪裡，就在印度。印度廣大的內需市場將會年年持續成長，光是手機門號，每個月就增加1200萬戶，能不來嗎？所以我們從華語教師做起，這些老師去了兩年回來之後，會宣傳「印度不壞啊！」、「滿好的，沒有想像中這麼糟啊！」，每個老師帶三十個學生，就有好多好多的小大使幫台灣講話，當年的玄奘從長安出發到印度取經，現在是印度生向台灣學習，這些學生在五到十年後，就會成為我們經營印度市場的尖兵，台商的基幹。所以我常向國內各部會的長官報告，要把印度這個地方，當成我們未來二、三十年的經濟腹地，當年的大陸市場已經漸漸離去了，下一個大陸就在這裡。我每回接待來印度參訪的台商，都跟他們強調，印度非來不可，早來總比晚來好，不來一定會後悔。沒有錯，印度基礎建設差，大環境不佳，如果嫌東嫌西不想來，大可以找出一百個理由，但當你要來的時候，就只有一個理由，因為市場在這裡。
我請朋友寫了「經略印度」這四個字掛在辦公室的會客室，自勉之，也與同仁共勉。我說我不只是中國民國駐印度代表，更是中華民國駐印度的經略使，我的團隊就是經略團隊，要把印度市場化為我用，而且是用很久很久。三百年前，英國人來到印度殖民，將印度當作英國皇冠上最璀璨的寶石，但那是侵略，不是經略；現在各國對印度投資蜂擁而至，台灣相對落後很多，全印度台灣人不到兩百，韓國在清奈一地就有五千人，設了年產60萬輛的大車廠，各國以前進印度的行動表示對印度的重視，我作為印度大使，還要在這邊苦口婆心告訴大家，印度很重要，趕快來吧，難道韓國人能吃苦，台灣人就不行嘛？
最後，我想跟各位分享我辦公室走廊四張照片的故事，先談一談背景。話說二戰期間，日軍佔領了新加坡，出兵緬甸，指向印度，英國人希望蔣委員長出兵解圍，於是重慶派了十萬遠征軍，從雲南下到緬甸與日軍苦戰，陣亡七成，其中一支殘部由孫立人將軍率領西撤到印度，接受美式裝備與訓練，一年後打回緬甸，將日本人趕下海。第一張照片就蔣委員長伉儷在1942年應英國人邀請到印度訪問談軍事合作，順便會見聖雄甘地的情形；第二張是蔣委員長伉儷坐在花園涼椅上，後來成為印度第一任總理的尼赫魯隨侍在側。這兩張照片說明了1940年代中印關係之密切，蔣委員長支持印度戰後自治，且在印度獨立後派了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先生擔任首位駐印度大使，不幸兩國在1949年之後竟然不相往來達46年之久。第三張照片是2007年馬英九成為總統候選人的時候受邀到印度進行訪問，這三張照片間隔了65年，代表了台灣與印度關係的起伏。我就任後，一直在想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補上第4張照片，就在今年四月初，印方同意馬總統專機過境孟買，上個禮拜我就把這第4張照片放上去了。（翁學長提及的故事，可參考大紀元時報的報導。）
謝謝各位耐心聽我講了這麼多，最後，我有一句話要送給大家，那就是「走一條人少走的路」(take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by, and that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在做生涯規劃時，學習特殊的技能、避開熱門的行業，常常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收穫。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人少的地方好發揮，目前，印度就是人少的地方。你們可以思考一下，從參加跟印度有關的公益活動或自助旅行開始，10年後，再去檢視自己的歷程，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