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許裕民學長（102年班）
採訪整理：詹明翰（公行三）
王許裕民學長（102年班）為臺大政治學系與政治所之畢業系友，其後赴美國Emory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並於2024年學成後返國，目前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並榮獲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之肯定。母系相當榮幸能邀請學長接受訪談，和我們分享學長的留學經驗、當前的教學與研究，以及對學弟妹的勉勵。
1. 想請問老師為何決定就讀臺大政治學系？當時有什麼樣子的時空背景促使您就讀嗎？以及為何要於大學期間選擇人類學系作為您的輔系？
這個問題還蠻有趣的，應該反過來說，我其實一開始錄取的是臺大人類學系，是後來才轉系過來政治學系的，然後因為我已經修習部分人類學系的學分且達到輔系門檻，所以就將人類學系轉為輔系。
至於轉系的契機，主要是我在高中透過繁星計畫確定錄取大學後，就有比較多的時間看書，當時剛好讀到了朱敬一老師的《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其中朱老師就提到了兩個重點，對我影響極深：他說他認為年輕學者要以「通儒」為典範，並且要「不住相」讀書，這對我產生蠻大的影響，讓我覺得來大學之後應該要廣泛的修課，在人文社科之中的各種領域，去尋找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後來大一某次參加活動時，我遇到一位學長。聊天討論時，他向我問道：國家憑什麼對富人課稅，並用來救濟窮人？這不只是經濟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規範層面的哲學問題。無論是朱老師書中的啟發，還是那位學長提出的問題，都對當時的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因為這些影響，我剛進臺大時，花相當多時間修習經濟學相關的課程。直到大二那年，我很幸運選修了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楊貞德老師的兩門課，分別是「美國政治社會思潮」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潮」。我從中感受到政治思想與哲學的深刻啟發，也覺得它們當時更能回應我在人生與學術上的困惑，所以後來也就基於對於思想以及政治哲學方面的興趣，選擇轉入政治系政治理論組。
但我後來並沒有繼續走政治哲學這條路。至於原因，我還記得轉系之後，有一次和導師黃長玲老師約在臺大婦女中心見面。當時我們聊到我轉系的動機，我提到自己對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很感興趣，未來也希望能繼續深入研究。老師聽完後笑著說：「通常說這句話的人，後來都會轉行。」我當時心想：是真的嗎？也因此把這句話放在心裡，想藉由未來的經歷來驗證這番話是否屬實。後來的發展也的確如老師所言。最大的轉折點，應該是 2012 年我到北京清華大學交換。也是在那裡，我開始對比較政治與經驗政治產生濃厚興趣，並逐漸理解它們的重要性。這是在臺灣的學習環境中比較難直接體會到的。到了中國之後，雖然那是一個在文化與語言上和臺灣相近的社會，但我仍然可以清楚感受到許多差異。也正因為如此，許多比較政治的核心問題開始變得具體而有意義。例如，什麼因素會導致民主化？為什麼臺灣可以走向民主，而中國似乎仍然困難重重？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真正引起我的興趣。於是我開始廣泛閱讀相關文獻與書籍，也修了兩門對我影響很深的課。一門是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沈原老師的勞工社會學；另一門則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朱天飈老師的政治經濟學導論，那時候我常常騎腳踏車從清華到北大去上朱老師的課。這兩門課讓我對勞工議題與比較研究有了更系統性的認識，也促使我的學術重心逐漸從政治思想轉向比較政治與政治經濟學。
2. 想請問老師為何決定要以學術為志業？以及為何要前往Emory大學進行深造、攻讀博士學位？
我覺得當初決定走學術，對很多人來說最大的疑慮都是：「自己到底可不可以？」除了擔心能力是否足夠，也會懷疑自己能不能一直保有堅持下去的動力。當時也常聽到別人說，學術界工作不好找、流浪教師很多，這些現實因素難免會讓人猶豫。不過，在服役期間，我對自己反而有了更深的認識。擔任消防替代役、體驗過群體生活與工作模式之後，我發現自己其實更適合擁有一個可以獨立思考、獨立工作的環境，這樣的工作方式比較符合自己的個性。儘管有了這層認知，但我仍然會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具備足夠的決心投入，或者是自己有沒有能力可以去做學術？
對我而言，轉捩點應該是 2015 年參加中央研究院舉辦的政治學計量方法營。課程結束後，學員需要進行期末研究報告，我的報告獲得了相當不錯的回饋。後來，我將這項研究整理後投稿至 2016 年的 APSA 年會，也順利獲得接受。由於這是我第一次獨立完成研究並投稿國際學術會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獲得美國學界的肯定，讓我開始對從事學術工作建立起一些信心。另一個讓我感到十分幸運的，是從中國交換返臺後，我開始對比較政治、中國政治與政治經濟學產生濃厚興趣，而當時正好有一批年輕老師陸續學成返國，包括吳文欽老師、童涵浦老師、周嘉辰老師、蔡中民老師、林宗弘老師、蘇彥斌老師以及蔡宗漢老師。我與這些老師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觸，有些修過他們的課，有些擔任過研究助理，也因此接受了許多比較政治、中國政治與政治經濟學的訓練與啟發。在這些經驗累積，以及老師們一路鼓勵之下，我對自己投入學術研究也愈來愈有信心，因此便開始準備 GRE 與托福考試，正式踏上申請國外博士班的道路。
選擇前往 Emory 深造的原因，最主要還是它的制度設計，在當時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相較於許多博士班仍採取的資格考制度，例如八小時的閉書考試或 Take-Home Exam，Emory 則是以兩篇研究論文取代資格考：一篇在博士二年級結束時完成，另一篇則在三年級上學期完成。我喜歡這樣的制度安排。由於在臺灣求學期間，透過幾位老師的訓練，我已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文獻閱讀與整理能力，因此不太希望再花大量時間準備偏向地毯式複習的資格考。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夠盡快「把手弄髒」，進入研究的狀態。我認為，越早進入研究與寫作的狀態，對自己的學術成長會更有幫助。此外，選擇博士班時，畢業生的就業表現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考量。因此，我花了些時間了解各校畢業生的發展情況，而 Emory 在這方面一直有相當亮眼的表現。後來我也從一些師長那裡得知，胡佛老師同樣畢業於 Emory，所以這所學校其實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學者。最後，Emory 也有幾位我一直很希望合作與學習的老師，例如 Jennifer Gandhi 教授，她是威權政治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也是這個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再加上當時前往亞特蘭大或 Emory 就讀的臺灣學生相對較少，我也覺得這是一個拓展自己視野、累積不同經驗的機會。回頭來看，這些經歷也確實成為我學術生涯中相當獨特的一部分。
3. 老師於攻讀博士期間就發表了許多文章，並於博士期間及畢業初期發表了許多文章於相當優秀的期刊中，能請老師分享一下您當時就讀博士期間的規劃嗎？
我覺得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我剛才提到的 Emory 制度設計。多數學校的博士班規劃，通常是學生在二、三年級準備並通過資格考，之後再通過論文大綱，正式成為博士候選人。這樣的制度安排往往會讓學生在前兩、三年，必須把大量時間花在準備考試上。但 Emory 的制度設計，是透過制度誘因促使學生很早就開始進入學術寫作與發表的實踐。我記得自己在博士一年級結束、暑假剛開始時，就已經積極構思二年級論文的主題，也開始思考應該找哪位老師擔任指導教授。透過這些過程，我比較早進入了寫作與研究生產的狀態。剛好在二、三年級時，我也把握住一些機會，嘗試撰寫不同主題的文章。後來，這些作品有些順利發表，有些則成為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因此，這樣的制度誘因對我而言是非常契合的。此外，另一項關鍵因素是我論文導師的指導方式。他比較像是透過讀書會的方式來帶學生。讀書會成員主要是他的幾位學生，大家的研究主題大多和威權政治、政治制度或民主倒退有關。在那樣的環境裡，大家會彼此切磋，也會看到一些非常優秀的學長姐。這會讓你自然產生一種想要向他們看齊、追隨他們腳步的動力。比如說，他們什麼時候開始發表論文，我也會希望自己能在類似的時間點有相應的成果。後來，我遇到我的學弟 Eddy Yeung（楊承風）。他的研究能力與學術表現都非常出色，對我而言既是刺激，也是激勵。身邊有這樣優秀的同儕，會不斷提醒自己必須更加努力，跟上大家前進的步伐。因此，我覺得博士期間能夠累積一些發表，很大程度上來自這些制度誘因、師門環境與同儕激勵共同作用的結果。
至於博士期間具體的發表規劃，我當初其實並沒有為自己設定一份明確的發表藍圖。更多時候，我是按照系上的訓練與制度要求，一步一步完成每個階段該做的事情。許多研究並不是一開始就以論文發表為目標，而是在課程、研究與修改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因此，累積發表雖然看起來很困難，但如果換個角度思考，在博士生涯的每一年，都盡量完成至少一篇具有發表潛力的研究，其實並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博班前兩年通常一年要修七、八門課，只要其中有一、兩份期末報告值得持續投入，並一步步深化為完整的研究，未來就有機會發展成可以投稿的論文。之後的差別，更多只是投稿是否順利，以及發表時間早晚的問題，而不是從零開始重新構思一篇文章。
4. 老師目前甫進入學術生涯初期階段，能和我們分享有什麼特定議題是您當前或未來想深入探討研究的嗎？
我的博士論文主要探討的是，為什麼許多威權國家反而會制定相當進步的勞動立法。我當時提出的理論認為，有限的司法獨立可以協助威權統治者平衡勞工與資方之間的分配衝突，進而維持政權穩定。畢業之後，我也完成了一篇探討威權政權再分配宣傳的研究。因此，目前我的研究主軸，仍然圍繞著威權政治、再分配與政權合法性之間的關係，希望在這條研究脈絡上持續深化。其中，我接下來想繼續推進的，是再分配宣傳這個議題。我先前已出版的研究主要探討非民主政權如何透過再分配宣傳，營造出民主形象的效果。最近的研究工作則希望進一步拓展這個概念，思考在中國經濟成長放緩、過去建立在高速經濟發展之上的績效合法性逐漸減弱之後，再分配宣傳是否仍然能夠穩定群眾對政權的支持。我認為目前中國政府的再分配宣傳大致可以分成兩種不同的框架。第一種是「展演式」（performative）框架，重點在於向人民展現政府願意回應民眾需求、關心人民生活，即使政策成效尚未真正出現，也希望透過這種象徵性的展演，讓民眾感受到政府正在努力。另一種則是「效率式」（efficiency）框架，也就是將共同富裕、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政策描述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例如透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優化所得分配，或提升消費能力，來強調經濟動能得以長期維持。我關心的問題是：這兩種不同的宣傳框架是否都能有效維持政權支持？究竟哪一種更能提升民眾對政權的支持？此外，相較於責任規避、經濟光明論等其他常見的威權宣傳策略，再分配宣傳是否具有更強的政治說服力？我希望透過回答這些問題，進一步理解威權政體如何在績效合法性逐漸弱化的背景下，透過政治溝通重新建構其合法性敘事，並維繫民眾對政權的支持。
另外一個研究方向則與勞工政治有關。我在教授比較政治經濟學課程時，注意到能源轉型與氣候變遷，以及背後涉及的分配衝突，已經成為當前最重要的政治經濟議題之一，也開始思考勞工與工會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深入了解後，我發現工會長期面臨一個典型的兩難。一方面，它們可以支持能源轉型與因應氣候變遷等進步派倡議；另一方面，它們也肩負保障會員就業與勞動權益的責任。因此，工會究竟應該優先支持能源轉型，還是優先保障勞工就業，並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事實上，回顧美國工會的發展歷史，也可以發現其立場曾隨著不同的政治與經濟環境而有所調整。這也讓我進一步思考：當工會在不同議題上調整自身立場時，會如何影響民眾對它的信任與支持？我認為，這背後其實反映了一個很有趣的政治兩難，尤其是在美國民主黨與西方左派內部。我們知道，近年來美國民主黨內部逐漸出現一種以教育程度為基礎的分歧。一方面，有一群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居住於大城市的支持者，比較重視墮胎權、全球暖化、能源轉型等文化議題；另一方面，民主黨也必須兼顧傳統的勞工與工會支持者，對他們而言，再分配、薪資保障與就業安全仍然是最優先的議題。因此，我想探討的是：當工會必須在「保障就業」與「擁抱進步價值」之間做出選擇時，是否也會導致左派支持者內部出現不同的反應？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設計了一系列實驗來檢驗不同立場的工會如何影響民眾的支持。目前的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民主黨支持者普遍較不支持工會採取「優先保障就業」而犧牲能源轉型等進步價值的立場。不過，教育程度仍然造成了明顯差異。相較於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民主黨支持者，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更不傾向支持「為了保障就業而反對推動能源轉型」的立場。
5. 想請問老師對於未來無論在研究面或是教學面有訂定什麼目標或想達成的事項嗎？
當前的學術環境無論在發表速度或研究競爭上，都變得非常快速。因此，對我而言，現階段更重要的課題反而是如何放慢自己的步調，建立一種能夠長期累積的研究與發表模式。我希望未來能夠持續深耕少數幾個真正感興趣的研究議題。經過多年累積之後，再回頭看自己的研究時，可以清楚看見一條連貫的學術脈絡，也能反映自己真正關心的問題與學術興趣。我想，這是我未來最希望努力的方向。
在研究面上，我期許自己的研究能夠具備四個要素：歷史的深度、比較視野的廣度、因果推論的精確性，以及回應當代重大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我相當認同一句話：「你是什麼樣的人，往往就會做出什麼樣的研究。」回頭看自己的研究歷程，我之所以會關注勞工、再分配與政體類型等議題，很大程度上與學生時期閱讀政治哲學有關。當時接觸了許多關於自由、平等與正義的討論，這些思想背景逐漸形塑了我後來的研究興趣，也讓我更容易注意到勞工、不平等與制度之間的關係。因此，我一直認為，研究者除了累積研究成果之外，也需要持續充實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常把這件事想像成一種「軟體升級」。過去閱讀哲學、到中國交換，以及後來赴美攻讀博士，這些不同的人生經驗，都深深影響了我思考問題的方式。未來，我也希望透過持續閱讀、累積更多人生閱歷，以及與不同學科的交流，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因為我相信，一位研究者的思想有多深、視野有多廣，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能提出什麼樣的問題，也決定了他的研究最終能走到多遠。最後，雖然社會科學是一門高度重視科學方法、也強調研究者應盡可能避免價值判斷的學科，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研究不只是方法嚴謹、因果識別清楚，更能承載自己的生命經驗、情感與價值關懷。我相信，真正優秀的學術作品，不只是回答了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也能讓讀者感受到作者為什麼在乎這個問題。我記得碩士班時，曾經讀到幾篇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例如 Noam Lupu 於 2014 年發表在 World Politics 的〈Brand Dilution and the Breakdow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以及 Joel S. Hellman 於 1998 年發表在同一期刊的〈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閱讀這些作品時，我不只是佩服它們嚴謹的研究設計，更能感受到作者試圖理解一個重要政治現象的熱情與企圖心。那種閱讀時熱血沸騰的感覺，至今仍然記憶猶新。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不只是讓讀者理解一個研究問題，更讓他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受到作者真正想回答這個問題的熱情與信念。
至於教學面上，我希望能培養學生擁有『做中學』的能力，而這可能也是受到Emory的影響，因此，引導學生提早進入研究產出狀態，或到「把手弄髒」的狀態是至關重要的。對此，我覺得比較好的訓練方式是帶領學生去讀一些比較好的經典作品，透過從比較廣的層面去引領學生學習，比如說去了解這位學者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他的文獻脈絡是什麼？他怎麼去提煉出他的理論或概念？以及他用了哪些不同的經驗策略或證據來證實他的理論？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剛開始接觸政治學時，其實對經驗研究並沒有特別大的興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沒有遇到一套能夠迅速引發研究熱情的教學方式。如果只是讓學生獨自摸索，往往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能理解研究究竟是如何運作的；相較之下，若能透過經典作品的引導，讓學生看見一篇優秀研究從問題意識、理論建構到研究設計的完整歷程，再鼓勵他們及早投入研究與寫作，我相信更能培養他們對學術研究的興趣，也更有能力真正透過實作累積研究經驗。
6. 在求學歷程或目前的學術教學生涯中，老師是否曾經歷較具挫折感的時刻？若方便的話，是否能分享當時的情況，以及您是如何調適與克服的？
這大約發生在博士班一年級。雖然常聽前輩們說，博士一年級「撐過聖誕節」是一個門檻，但我認為更大的挫折與挑戰，其實在於如何找到自己與系上強項及指導教授的研究交集，並度過彼此磨合的階段。你必須盡早理解指導教授、系上，乃至更廣大學術社群的非正式規範與智識品味：大家最看重什麼？怎樣的努力與研究方向會被認為重要而不是時間浪費？理解這些之後，才能更有效地配置自己的時間與精力，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博士一年級修習必修課「美國政治」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探討為什麼美國人會支持透過累進稅來資助社會福利計畫。那篇文章其實得到系上一些年輕老師相當正面的回饋，但我的指導教授卻沒有特別產生共鳴。這可能是因為這個題目距離他所擅長的威權政治領域較遠。因此，即便它本身具有比較政治的重要意義，對他而言，仍然比較難立即感受到這個研究的價值。這個過程其實讓我相當焦慮。因為我覺得自己其實做得不錯，那為什麼努力沒有被看到、沒有被重視？後來，我對那篇文章一度感到心灰意冷。面談結束後，我把它扔到沙發底下，整整擱置了兩年。直到博士三年級，我重新讀了一遍那篇文章，發現自己仍然相信它是一個值得回答的問題。於是，我申請研究經費，完成了實驗，也將它一步步發展成正式的研究。最後，這篇文章順利發表，也讓我學會相信自己的研究直覺。
也是因為這段經歷，我才明白：不是每位學者都會立刻認同或欣賞你的研究，而這其實就是學術界的常態。即使是在相對同質性較高的系所，例如 Emory，學者之間仍然有不同的研究關懷、理論立場與判斷標準。因此，我後來學會不要因為單一學者沒有產生共鳴，就輕易否定自己的作品，而是多方聆聽不同老師的意見，並持續把研究往前推進。至於如何與指導教授磨合，我後來的做法，是試著在彼此的研究關懷之間找到交集。以我自己為例，我對再分配與勞工議題感興趣，而指導教授則專長於威權政治，因此我開始思考，如何把這兩個方向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個彼此都認為重要的研究問題。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很好的途徑。這個研究方向後來不僅獲得指導教授的高度認可，也讓我逐漸發展出自己的研究特色，最終奠定了博士論文的基礎。回頭來看，我覺得學術訓練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學會把自己真正關心的問題，放進他人能夠理解、也願意投入對話的學術脈絡之中。這並不代表要放棄自己的研究關懷，而是要找到自己的問題意識與學術社群之間能夠相互連結的方式。
7. 面對未來國內外政治情勢的發展，老師認為可能帶來哪些研究趨勢與重點？可否請您分享您的觀察與展望？
面對未來國內外政治情勢的變化，我認為有幾個研究方向會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些觀察很大程度上與我回到臺灣任教後的經驗有關。在美國受訓與從事研究時，我們往往會沿著既有的文獻脈絡與國際學界的核心問題往前推進，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訓練；但回到臺灣之後，我更直接地置身於一個快速變動的社會，也開始意識到，許多攸關臺灣與東亞未來的重要問題，往往只有真正生活在其中，才能感受到它們的迫切性。我認為，接下來有三個值得重視的研究方向。首先我認為是人口結構的改變，比如人口老化，它怎麼影響到政治？它怎麼影響到政黨競爭的策略？它怎麼影響到貧富差距與政策偏好？或如何影響政黨候選人的甄補？我覺得這方面的議題非常重要，但目前政治學界似乎較少有人以系統性的方式來探討此議題。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相較於美國，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壓力在東亞社會更為迫切。日本、韓國、臺灣，乃至於中國大陸，都已經開始面臨這些問題。因此，人口結構的劇烈變遷將如何形塑政治與社會，我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也極具前瞻性的研究方向。
再來我認為是民主抵抗的問題。回到臺灣這兩年來，常會看到大家在討論說臺灣的民主是否倒退，但我認為更重要、也更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是：當民主制度受到侵蝕時，社會究竟該如何有效組織抵抗的能量？多數探討民主倒退的文獻都指出，由於侵蝕的策略往往非常漸進，又被法律層層包裝得看似合法，人民通常不會意識到事態的嚴重。然而，一旦錯過早期仍有扭轉可能的階段，等到後來才試圖補救，往往就已經變得非常困難。這當中，其實存在著一種民主防禦時間點上的兩難。此外，目前學界有不少討論聚焦於「全球是否真的出現民主倒退」這個問題，但我認為這場辯論的意義其實相對有限。因為即使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全球民主並未普遍倒退，也很難對那些真實感受到民主受到侵蝕的社會，提供具體而有建設性的建議。因此，我後來更關心的，不是單純爭論一個國家究竟是否正在倒退、倒退的範圍有多大，而是：當社會面臨箝制司法、攻擊法院，或其他削弱民主制度的行動時，我們該如何應對？什麼樣的防禦與抵抗策略才可能有效？我覺得，這或許是一條更有建設性的學術路徑，也更能回應民主社會當前面臨的挑戰。
最後一個我覺得很值得關注的議題，是技術變遷對政治與社會的影響。舉例來說，AI、自動化等技術發展，是否會加劇經濟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又會不會進一步轉化為政治不滿，甚至成為民粹主義或反民主力量滋長的土壤？以臺灣為例，當前社會高度關注半導體產業帶來的龐大經濟收益，但在亮眼的總體經濟數據背後，其實也可能掩蓋了財富分配不均的現實。當一個社會表面上呈現高度成長，底層卻持續面臨分配不均與相對剝奪時，未來是否會引發政治上的反撲？這些都是很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8. 對於年輕一代系友，老師是否有任何期許與建議？可否請您分享？
這個問題還蠻有趣的，我有一個簡短的答案，也有一個比較長的答案。簡短的答案是：我認為臺大人的靈魂是自由的，不需要被建議（笑死），這也是臺大最可貴之處。如果真的要給學弟妹一些建議，我想主要是針對未來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除了要知道自己的核心關懷與研究興趣是什麼，更要清楚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哪裡，也就是什麼研究問題是你有機會比別人做得更好的。在選題時，也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核心學術標籤或認同，一旦選擇了某個方向，我會覺得你需要有一種膽識、自信與長遠的眼光，相信自己有能力把這個議題做到世界最好的程度。回頭看自己的求學歷程，我其實挺早就知道哪些問題是自己真正關心的，也知道哪些題目並不是我想長期投入的。不過，如果重來一次，我會希望自己更早建立那份承諾：不是只是做一個自己喜歡的題目，而是下定決心，長期耕耘它，並努力做到國際一流的水準。我覺得，每一位學術工作者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你必須不斷追問自己：我所產出的研究成果，能不能讓這個領域最頂尖的同行眼睛一亮？這份研究成果能不能改變他們對某個議題的既有看法？這其實是一個很高的標準，因為這些學者已經是全世界對該議題鑽研最深的一群，要真正打動他們並不容易。也正因如此，更應該立定志向，把自己的研究議題做到世界一流，才有可能做出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貢獻。
理想狀態下，如果一個研究議題能夠完美結合自己的核心興趣與比較優勢，那當然是最好的。但更棘手、也更現實的情況是：自己最有興趣的問題，未必就是最有機會做出突破的領域；相反地，有些興趣稍微少一點的題目，反而可能更能發揮自己的優勢，也更有機會做出具有影響力的成果。這時候，我們就必須思考該如何取捨。舉例來說，假如我現階段感興趣的問題是某一國家的政治，但我不熟悉當地語言，抑或是無法像當地研究者一樣擁有人脈或取得稀缺的研究資料，那麼，即使我非常有興趣，也未必具備最好的研究條件。面對這種情況，到底應該堅持自己最感興趣的題目，還是在其他同樣感興趣的問題中，選擇一個更能發揮自身優勢的研究方向？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反覆思考的問題。當然最重要的前提仍然是：先去探索、也盡可能堅持自己真正有興趣的議題；但與此同時，也不妨有意識地問自己，我的比較優勢究竟在哪裡？畢竟，當今學術界相當務實，很多機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於一個人實際產出的成果。倘若你的核心興趣與你的比較優勢並不完全重合，我會覺得，也許可以適度地選擇一個自己比較有優勢、比較有機會做出成果的議題，先把它做好；再用這個成果去「帶動」自己更核心的興趣，或者逐步接近那些你很關心、但暫時還沒有辦法做到最好的領域。這可能是一條值得考慮的路，而如何在興趣與優勢之間取得平衡，也是我至今仍持續摸索的課題。
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觀察到多數人，包括當時的我自己，其實都有明確的學術關懷，並且願意投入其中。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因為至少你知道自己想研究什麼、關心什麼。但能否把這個議題做得比別人更好，進而取得學界的認可，則是另一個層次的挑戰。也正因如此，我覺得選題非常重要。以博士論文為例，它往往不只是博士期間要完成的一項工作，而是會影響你在博士階段，甚至畢業後五到十年的研究議程。因此，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慎重地思考。興趣當然是選題最重要的起點之一，因為少了真正的關懷，很難支撐長期的研究投入。但在興趣之外，還需要進一步衡量這個題目是否真的有機會被做好。舉例來說，它是不是有多種不同的實證材料可以運用？它是否能讓你不只侷限於單一方法，例如實驗或因果推論，而是也有機會結合田野調查、訪談、檔案研究，或其他類型的資料？通常來說，一個研究問題所允許的研究途徑越多元，後續能施展的空間就越廣闊。相反地，如果一開始就只能依賴特定方法或特定資料，研究的延展性也可能受到限制。因此，我希望未來有意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弟妹，能夠更早開始思考興趣、比較優勢、方法工具與長期研究議程之間的關係，並更有意識地規劃自己的學術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