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龍學長（75年班、碩77年班）
文字整理：周廷芳（大三）
林佳龍學長是臺大政治學系75年大學畢業、77年碩士畢業的系友，並曾就讀博士班。大學時期活躍於多項學生運動。進入公部門從政後，曾任立法委員、臺中市長、交通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長等多項中央與地方公職。母系榮幸邀請林佳龍學長接受訪談，與我們分享學長生命故事、在政治學系的所學與收穫，以及對於臺灣目前的外交處境與未來發展之期望。
一、學術請問部長，對於政治學系未來在人才培育與國際文化教育等方面有何建議？
我認為教育是要能讓我們學到「帶得走」的能力。要成為一個好的政治學系畢業生，先要是一個人。所以我認為，教育應該是要以人為本，讓他活出自我。所謂「活出自我」是指認識並超越自己，有「成為自我」與「超越自我」的雙重意義。在成為自我的過程中，我們會慢慢發現「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然後在各方面不斷地追求、精進，超越自己原有的高度與深度。
想要去關心或是去了解政治的人，一定要了解社會。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社會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它涉及到人與人之間各式各樣的關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關係。「政治」有很多種定義，可能是所謂的管理眾人之事；可能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也可能是涉及政府體制，這些都會和你發生關係。人是群居的動物，我們期待成為擁有獨立自主、會思想、會行動的「自由人」，但是個人的自由與許多政治、經濟、社會關係牽動，無法孤身在這個更大的社會之外，所以我們也要創造一個適合自由人發展的社會。
個人沒辦法獨立於政府，即使你不管它，它也會管你。與其被政府、社會影響，不如主動了解，甚至進而影響這個社會。亞里斯多德曾說「人是政治的動物」，政治制度會帶來不同的生活環境，決定你能否成為一個自由自在的人。像生活在臺灣與中國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環境的差異。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有不同層級的需求，包含身體上、安全上、心理上的需求，最後進一步到自我實現。我認為一個人的自我是在社會裡面才有可能實現，除了因為人是群居的動物外，人需要在活出個人的我之外，實現一個更大的我。對我而言，生命的意義是能否創造與分享更多的幸福。如果，我此生有機會透過自我實現，讓大家的生活都更好，可以追求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是這種價值觀與成就感讓我投入政治。
把政治學學好只是認識世界的第一步，重要的是改變世界。除了思想外，還要有行動，而且是要影響一群人，大家一起來行動。行動會受到環境的制約，不同的政體會有不同的條件；行動也會涉及到其他人，如何讓更多人和你一起行動？依靠的是領導力。當我具備了一些政治的專業訓練，搭配個人人格特質，讓我們可以透過一群人的力量，一起改變社會。
我們都無法決定自己的出身，也都是活在社會中的「社會人」，在這樣環境下，我們要先清楚自我認同、活出自我，並了解自己存在的意義，再以「小我」的自我認同為基礎，在社會中藉由「努力讓社會更好」，而完成自我現的「大我」，而這就是政治。至於所需要具備的知識或能力可以另外慢慢培養。
另外，參與政治一定要有熱情。想要透過社會參與讓你的生命有意義、讓你的社會更好時，這樣的自我實現才是「大我」。許多對政治的分析可能不夠了解人性。其實，人除了活下去的需要之外，人性有非常多複雜的面向，包含理念、情感，這些都會影響到自我實現的可能。因此，想要讓自己與社會更好除了要保持熱情，也要保持良善，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良善的人，也能有社會上更多的人如此。
除了保持熱情與良善之外，還要有成就事情的能力。做對的事很重要，也要把事情做對，並集結眾人良善的一面，讓大家願意合作。人會使用「組織」作為工具，而不會只憑一個人的力量。一群人如何組織起來，讓自己和社會更好，雖然短期可能會讓自己有所損失，但是有能力的人能夠實現大我與小我的共好。
請問當初為何選擇臺大政治學系就讀？
我自己成長在一個從鄉村到大都市的島內移民家庭。我的故鄉在雲林，父母移居臺北後都在社會的角落做裁縫師，店內有許多學徒經過訓練就可以出師。我們家可以說就是雲林同鄉會，大家會想要一起奮發圖強、追求更好的生活。這樣的成長環境，雖然在社會中相對弱勢、邊緣，但我們遇到任何事情，都會彼此分享與互助，其實非常溫暖，這也開啟我對於「政治」、「眾人之事」的興趣。
因為家裡就是裁縫店，不是裁縫機就是裁剪的工具，連書桌都沒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必須用很有效率的方法念書，更覺得要奮發圖強，彼此互相照顧。兄弟姊妹中我比較會念書，知道如何應付課業，所以就考上了建中。大部分的建中同學都是念理工醫農，而我是念社會組，當時也被稱為「涓流班」。
因為，我的成績很好，所以引起同學的好奇，認為我應該要當醫生或是工程師，怎麼會來念社會組？在高中生涯中，因為我比較會照顧人，做了班長、代表班級，最後大家在聯考的成績也很好，讓我更加確定服務他人是一種快樂，得到的回饋也給我成就感。我們高中的時光很快樂，同學感情都很好，會定期聚會。這樣的經驗讓我對政治有所感受，並發現可以透過我的力量成就一個更大的群體，達到自我實現。
到聯考要決定科系時，因為知道臺灣大學是一個自由的學校，我進去之後比較不會被綁住，所以先有了「想進臺大」這個目標。一開始，老師會建議我們不要讀社會組，既然念了就應該要當律師，或讀國貿系、工管系這些熱門科系，但我還是選擇政治學系。
因為我認為念法律就要當律師，可是律師有時候處理的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勝負的問題，且許多時候不能只照著心裡的想法去做，還必須要服務顧客，加上背誦許多法條不是我想做的事，所以就將法律系從選項中刪去。而對於商學院的學系，我覺得我們是知識分子，應該要心有大志，賺錢的事情就留給別人做。
在我要念社會組前，我已經刪去很多其他選項。很多人說我功課好應該要念醫生，我認為醫生救人很好，但是會讓自己一整天都待在醫院裡。當然病人也值得被幫忙，不過如果我可以讓社會更好，做到「上醫醫國」會更好。也有人告訴我應該去念理工科，但是因為人有溫度，我喜歡接觸人更勝於機器，所以理工科也不是我想走的路。
至於為什麼是選擇政治理論組，而不是其他組？其實也有一個故事。我就讀高中時，有些臺大政治學系的學長姐，會到建中分享選擇政治學系的原因，當時剛好有一些人正從國關組轉到政論組，他們認為若要參與知識型社團，其實政治理論比較重要，而且必修課少，可以自由參加社團，而這就是我想要的！
當時我也曾與建中教官李普聊過這個問題，他跟我說，「念國關就是要當外交官，可是你有臺灣國語，可能還會連帶影響到英語的發音。」另外，當時戒嚴時代，仍有族群政治的色彩，想當外交官還要有一點家世背景，而自己也不想當外交官，就沒有念國關組。至於公共行政組，教官就說：「公務員有保障、朝九晚五很好啊！」我一聽就嚇到了，雖然很有保障，但我更喜歡自由。
政治學系的所學對參加學運有何麼影響？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學生運動的狀況嗎？
進了臺大之後，我其實比較少去上課，都自己念書。後來在臺大考研究所的筆記本中，有兩個人是很多人都會參考的對象。一個是江宜樺，一個是林佳龍。江宜樺教授的筆記很認真、工整，都是上課整理的筆記，我覺得他的筆記很秀氣。相反的，我沒有去上課，所以要去圖書館自己找書來念，也去博愛路、重慶南路的書局、出版社。我喜歡看課外讀物，所以同樣是念憲法，我念的憲法可能就和別人不一樣。另外像西洋政治思想史，我也會自己學會做研究，整理筆記本。考試時，因為我常常沒有寫標準答案，讓有些老師很欣賞我，有些老師會覺得我根本沒來上課，所以我的成績大好大壞。最重要的是，能在臺大養成獨立思想和研究，還有寫作的能力，並且在實踐中檢驗所學。
當時，臺大有幾位比較同情黨外的自由派學者，被稱為「四大毒草」包括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我都會去修他們的課，這些老師在學生因為抗爭要被懲戒的時候，都會為我們講話。我先修習李鴻禧老師的憲法課，他在上課前會先講兩個笑話，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因為他是留日的學者，他都會挑戰許多當時的憲政問題。後來我修胡佛老師的課，他是美國比較經驗主義，有很多行為研究，挑戰當時中華民國憲法被《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凍結的狀態。這些四大毒草的的理論對我們來說都很有趣，成為改革派學生思想的依據，並上溯到其他更早期，因為國共內戰來到臺灣的知識分子，像是殷海光、雷震。
我念政治學系沒什麼包袱，當時認知到我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價值的信念與現實的衝突時，就會開始批評學校。校方會說學校裡面沒有言論自由，以前系上的教授們都主張行政法上的特別權力關係。我們就想說，學生也是公民，為什麼不能享有憲法人權保障的自由？我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審稿，以前校園刊物要發行時教官都要審稿，我們就開始抗爭，最後被送懲戒。
我們會用各種調皮的方法，像是「開天窗」把沒有通過審稿的那部份留白，大家看到空白都知道一定有人會言論審查，就會去問這一篇的內容是什麼？我們再自己影印、另外發行，馬上洛陽紙貴。最後抗爭越來越大，要求廢除審稿制度、教官退出校園、大學法改革。後來發現大學法要改革，也不是大學能決定的，權力掌握在無法全面改選的立法院手上，因此開始要求改革憲法。我們開始陳情、抗議，提出〈大學法改革芻議〉，連署簽名送到立法院。學校都很緊張，在校園裡面抗議就算了，你還跑到社會上造反。但也是因為這樣，臺灣許多社會運動都是和學生運動一起發展的。
當時有沒有遇到很大的挑戰想要放棄？
我差點被學校開除，因為在學校站上肥皂箱演講，就被說是聚眾滋事、有損校譽，要按照校規處理。我們在自由之愛運動時校門口有肥皂箱，誰要當第一個？你能確保會有第二個人上去嗎？第一個上去就是被開除、退學，但若能找五個、十個人上去，處罰就會減輕，這個就是集體行動的靈魂與發揮領導力的重要性。
請問當時有人私下幫助你們嗎？
有的。當時社會雖然還沒達到真正的民主化，但已經開始自由化。許多自由派的教授，除了之前提到的，其他像是臺大數學系的黃武雄、物理系的張國龍，他們都參與很多教育、環保等不同方面的社會改革運動。當時黨外以及後來成立的民進黨，則是從政治運動的方面衝撞，彼此相互激盪。
就讀政治學系讓我比較有論述能力，也較容易掌握現實。我在做出行動時，會思考如何避免錯誤的行動，對改革帶來較大傷害，並做出判斷，久了便累積成經驗。我的學生運動經驗，就是從觀察者變成參與者，最後變成領導者的歷程。從普選運動到自由之愛，再到野百合運動，就是這樣的發展情況。
請問這些經驗您有透過校刊、稿件留存下來嗎？
有啊，像是自由之愛運動紀實、野百合運動實錄，這些圖書館應該都有。我在自由之愛的創刊號上發表一篇文章，對未來的校園運動產生影響，內容是分析黨政軍特在校園的控制體系，以解構校園的權力結構，我可以從知識上解構威權統治，這些能力是在就讀政治學系時所學習到。
請問出國深造的經驗帶給您什麼樣的收穫呢？
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我也退伍回到臺大政治學系唸博士班，然後申請到美國富爾布萊特（Fulbright Program）獎學金，接著於1991年前往耶魯大學（Yale）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因為已經有經驗了，所以我在讀書、寫論文時就決定要把臺灣經驗與世界做比較，也很清楚我去耶魯是要跟著哪位老師。我跟隨比較政治的大師Juan Linz，他主要做威權與民主轉型的研究。我在耶魯待了七年，1991到1998年間我在美國參與許多公共事務，也會回到臺灣，或是到中國做田野調查。這段時間幫助我消化參與民主運動的經驗，也對政治學做出貢獻。回到臺灣後，我持續發揮我參與運動的特質——組織群眾來改變社會。
我在美國有參與「臺灣學生社」，這是屬於運動型的組織。我也有發起一個「北美洲臺灣研究會」，讓出國深造的研究生們可以投稿碩博士論文，這個論文發表會至今為止已經三十年，仍有持續舉辦。當這些人回臺灣後，我組織了臺灣智庫。成立財團法人臺灣智庫時，剛好是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後，我們想成立一個能改變社會的組織。以前要透過改革、衝撞達到民主化，但是當臺灣已經完成民主化後，我們要透過公共政策去影響臺灣。如何讓社會更好？就是要透過知識力。
為什麼會從學術研究工作轉向政治界發展？政治學系的學習對您從事不同工作有何幫助？
剛回國時，因為一些因素，我沒辦法回到臺灣大學，所以我在中正大學教書。我也受到李登輝前總統的邀請，到國安會參與許多重大決策。陳水扁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當選總統之後，我被介紹到國安會擔任諮詢委員，我算是我們這一代比較早成為政務官、部會首長的人。三次政黨會輪替，我們也會跟著在朝在野，不同角色對我都有很大助益，我也都學以致用。我曾在日本聯合國大學研究，後來進入國安會工作大約四年，中間也擔任行政院發言人、新聞局長。我們的總統、行政院長是重要的決策者，我是幕僚或政務官，會站在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提供很多的分析跟建議。
在一個階段後會面臨到抉擇，要在幕後當學者、幕僚，還是要走到臺前？要不要去選舉？這是很重要的生涯變化。選舉必須要融入社會、代表人民，並獲得民意的支持，對念政治的人而言，雖然有很多專業知識可以應用，但也是一種磨練。我認為，我的人生已經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我對民主的信念與實踐的經驗，需要接受民意洗禮，取得民意的基礎。我才能在政策、政治上，用更完整的方式將我所關懷的理論和經驗傳達出去。
一開始我是學者從政，但在臺中「十年磨一劍」經過民意洗禮，再回到中央的政治舞臺，從交通部長、無任所大使、總統府秘書長，再到現在外交部長。我認為，人生經過許多的體驗，現在的許多決定都會和以前是純粹的學者，或純粹的民意代表不一樣，因為我兼具兩者。
請問關於外交部，您有什麼想與我們分享的嗎？
外交部是一個重要機關，外交關乎臺灣的生存跟發展，以及我們與世界來往的方式。我的經驗告訴我，外交不應只有傳統的外交模式，應該整合所有臺灣的力量，讓外交成為台灣國力的體現。所以，我提出「總合外交」，也就是「部部都是外交部、人人都是外交官」。這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套在既有憲政體制之下，整合大量機關單位外交力量的體現。
「總合外交」包括價值外交、同盟外交、經濟外交，我們也提出「三鏈戰略」去鏈結世界。價值外交是和同樣重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理念相近的國家互動，他們可能也面臨威權擴張的威脅，需要捍衛這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部份我們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國家，如捷克、立陶宛，這些國家以前受到蘇聯共產黨的統治，現在雖然獨立，但是對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仍會有危機感。因此他們更能夠體會臺灣現在面對中國威脅的處境，我們可以從中建立許多外交關係。雖然彼此並非邦交國，但是實質關係幾乎不會比邦交國差。
第二個是同盟外交，也就是安全議題。我們在印太的第一島鏈，都面對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的擴張，讓臺灣與理念相近國家，擁有安全合作的機會。像是大家都很關心的海底電纜安全，或是臺灣近期與鄰國日本、菲律賓持續深化關係，都是由於面對共同的安全威脅。
第三個是經濟外交，期待臺灣與他國在經濟發展上互惠共榮。比如我們有榮邦計畫，除了邦交國外，對於非邦交國也會有許多合作和投資。尤其各國現在都想與臺灣的高科技產業、半導體、AI等資通訊產業交流合作，這成為我們外交上重要的助力。
我當外交部長到現在一年半，我們與十二個邦交國關係都很穩定，非邦交的關係也一直在拓展。這段時間，我訪問許多以前外交部長不能去的國家，這代表臺灣的國力已有一定實力，但最重要的還是找出與對方國家的交集，並且鏈結對方。
中共也會有各種施壓，但這些國家在國際上，無論面對中共的混合戰、法律戰，或是扭曲聯合國2758號決議，也都會支持我們，避免我們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些都是比較新的觀點，從戰略角度重新定義何謂外交，並且讓臺灣透過總合外交走出去，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為外交做出貢獻，外交也能促進國內各行各業跟世界的交往。
從學生的角度看來，臺灣目前面臨的政局有些對立。請問部長希望臺灣如何減少對立、繼續走下去？
民主政治本來就是眾聲喧嘩，大家在遊戲規則中公平競爭。但規則也不是天生就長這樣，它是不斷被改進的，所以我覺得關鍵是要相信臺灣、相信民主；也要相信臺灣可以對國際有貢獻，我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在於可以讓世界更好。現在國際已經認為「臺灣是臺灣」，美國總統川普也是這麼說。
臺灣是臺灣的臺灣，也是世界的臺灣。我們已經走到今天，不太可能再回頭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因為中國尚未發展到我們所處的階段，反而臺灣可以成為他們的燈塔。我相信，許多中國人心裡都明白，他們其實更嚮往成為臺灣人，沒有任何人，可以違反臺灣的自主意願。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並非純然的零和對立，且人類制度也有很多創新的可能。
我認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雖然想要挑戰國際秩序，但這不是人類文明的出路，而臺灣已經進化成為大家都很喜歡的臺灣，是世界良善的力量。臺灣的價值在於我們能夠讓彼此更好，我們不會想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別人的失敗上。你說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我們當然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我們人民作主、選舉總統。還三次政黨輪替。
臺灣人民也都認為，政治雖然很重要，但不是一切，這是民主社會中很重要觀念。民主給我們公民社會、有限政府，並透過權力的監督與制衡，來確保們的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人類的歷史走到今天，已經不太可能用暴解決歧異。
今年，外交部在歐洲推動文化外交，歐洲國家數量很多，彼此擁有不同的種族文化，大家都會互相欣賞與彼此尊重。但是中共就是一元化，不允許有人長的不一樣。人類的歷史進化應該是多元化，這樣才有創新，但是中共就是想要控制。我認為，這是兩條不同的路，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屬於臺灣的路。
同時我也希望在走臺灣的路時，我們也能夠處理好中國因素，這不只是臺灣的問題，更是世界的問題。以前大家會將臺灣跟中國簡化為兩岸關係，但中國現在的威權擴張不只針對臺灣，他與第一島鏈上每個國家都有領土糾紛。因此，我認為臺灣要有信心，我們只要秉持對於普世價值的重視，就可以走遍天下。
至於什麼是國家？拿人作為例子，成為一個人的條件，並不會因為別人承認與否而改變，即使別人不承認，當你具備人的條件，你就是一個人。我認為臺灣已經走到可以理性討論這些問題的階段，即使意見不同、吵吵鬧鬧，我們還是同在一個國家。我相信，中國人也希望自由、民主與法治，並在持續奮鬥中，希望臺灣能作為中國學習或參考的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