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胡定吾講座：政黨政治與選舉」 ─ Fernando Casal Bértoa及Don S. Lee教授
圖、文／翁立紘（政研所 109 年班）
前言
本系於2020年邀請到英國諾丁漢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的Don S. Lee及Fernando Casal Bértoa兩位教授共同開授「政黨政治與選舉」(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課程。雖然上半年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兩位教授並無法親自來台授課，但他們依然非常樂意透過線上教學的方式。透過預先錄製教學影片、並於課堂指定報告與討論前沿的指定閱讀，讓本系的莘莘學子能夠學習當前在政黨政治與選舉研究上的重要議題。
講者簡介：Don S. Lee
Don S. Lee教授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制度的政治經濟分析，目前進行中的研究包含了亞洲的政黨體系制度化、亞洲的政府組成與內閣分析。他的著作可見於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Governance, Policy & 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Regulation & Governance 等國際上知名的期刊。
講者簡介：Fernando Casal Bértoa
Fernando Casal Bértoa教授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歐洲的政黨政治，目前進行中的研究為歐洲48國自1848年至2017年的政黨體系制度化。他的著作可見於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Electoral Studies, Party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等國際上知名的期刊。
代議式民主的危機與民粹主義的浪潮
在本次的胡定吾講座中，兩位學者將課程分為五大主題。在課程的一開始，他們從較為宏觀的背景切入，探討當前政黨政府（party government）所面臨的危機，以及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將會對於民主帶來多大的影響、什麼因素能夠解釋這些反建制政黨（anti-establishment parties）的興起。
首先，Casal Bértoa教授指出代議民主制度應該具備的要素，包含了公民權利、政治權利、選舉體制、課責性與有效的政府治理，而這些面向除了選舉體制，至少在歐洲都受到了挑戰（參見下圖）。且以民調資料所呈現的結果，他指出僅約17%的人會信任政黨政治。然而，為什麼今日歐洲的代議民主會陷入危機呢？他認為主要原因包含了政治參與的下降（特別是投票率）、代表性產生扭曲、政治極化、政黨認同日益降低，造成選舉變動度（electoral volatility）與政黨體系碎裂化（fragmentation）的現象遽增等。
然而，他也透過自己研究中的統計資料顯示，民眾對於反建制政黨的支持度越高，與民主品質間有顯著的反向效果。但如何解釋反建制政黨的出現呢？他認為文獻上有四個主要的解釋面向：經濟不平等、政黨代表性不足、政黨解組（realignment）、社會變遷（例如宗教與世俗間的差異日益擴大），這些面向其實也都與代議式民主今日所受到的挑戰息息相關。
而Don Lee教授則將前述以歐洲脈絡為主軸的討論，轉移到亞洲的脈絡，並請修課同學思考亞洲的民主是否如同歐洲一樣面臨危機？他指出，在亞洲對於政黨與政黨政府的信任也正在下降，而亞洲的政治參與也相當低落。最後，政治貪腐的狀況在亞洲仍然相當嚴重，仍有許多侍從連結影響選舉的現象。最後，Casal Bértoa教授認為最重要的解決方式就是：政黨需要改革、找回他們曾經擁有的公民信任，進而提升代表性與民主品質。
政黨體系與選舉中的分歧與認同政治
在第二個主題中，Casal Bértoa教授首先說明了分歧與認同對於政黨體系形成尤為重要。然而，究竟何謂「分歧」（cleavages）？分歧具備哪些元素呢？首先，他引述了Bartolini與Mair（1990, 215）的定義認為分歧要有結構性／經驗性的元素來進行區隔，例如常見的區域、階級、信仰。其次，他指出分歧還具備有規範性／態度性的元素，來呈現個人所擁有的意識形態與政策立場。最後，則是制度性／組織性的元素，來區隔個人所屬的團體，例如政黨、教會。
同時，他也引介了Lipset與Rokkan（1967）年探究社會分歧的經典之作。Casal Bértoa教授指出Lipset與Rokkan提出了歐洲史上的四個主要分歧，包括核心與邊陲（center versus periphery）的分歧、政教（state versus church）分歧、城市與鄉村（urban versus ruural）的分歧、勞資（owners versus workers）分歧。其中，最後一項分歧自工業革命以來持續到了19世紀，可謂是歐洲最主要的社會分歧。不過，這些分歧如何影響政黨政治呢？他認為，相對容易理解的方式是，當一個社會有多個主要的分歧，政黨體系中就必須出現越多的政黨，而政黨體系制度化（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的程度也會因此降低。例如，當有一個主要的社會分歧，就會有兩個主要的政黨；當有兩個社會分歧，就至少會有三個政黨－換言之，可以利用「分歧數+1」來預測該國的政黨體系中「至少有幾個政黨」。此外，研究上也會探討的主題為不同類型的分歧，是否對於政黨體系的制度化有不同效果？Casal Bértoa教授舉出過去有研究認為，種族分歧會比起經濟分歧為政黨體系帶來更穩定的效果作為例證。
延續著對於分歧的定義及其如何影響政黨政治的討論，Don Lee教授以亞洲的幾個國家為例，討論各國的主要分歧。他首先以臺灣為例，探討臺灣的民主化歷程中，國家認同如何逐漸成為臺灣政黨體系中主要的政治分歧。接著，他探討了與臺灣也有些類似的案例－南韓。在南韓，左翼政黨與右翼政黨如何處理與北韓間的關係是他們最主要的政治分歧之一。此外，區域差異也是塑造南韓政治分歧的主要因素之一。接著，他將重點轉移到印尼，並指出印尼的政治分歧包含了地域、種族、宗教，而其政黨體系的多黨化也呼應了Casal Bértoa教授的說法。最後，Don Lee教授在課堂上也請參與的同學思考，歐洲的政治分歧形成是比較由下而上（bottom up）的過程，但亞洲國家似乎並非如此。那麼，要如何理解（1）亞洲的政治、社會分歧的形成；以及（2）這些分歧以何種方式塑造了今日的政黨體系？等問題。
政黨體系與民主表現
在第三個主題中，Casal Bértoa教授介紹了他於國際期刊上發表的學術研究成果 。他指出，過去對政黨體系的研究專注於政黨間的競爭的面向，但卻忽略了合作的面向，尤其是在政府的層次（governmental level）是能夠最容易看到政黨間如何合作，例如政府內閣如何組成。基於此，多數研究在討論政黨體系的穩定性時，經常使用的測量指標是政黨體系的碎裂化程度、選舉變動度等概念。然而，這些指標僅能看出選舉支持的總體變化，卻看不出政黨間是如何互動（interact）。而這非常可能犯了所謂區位推論的謬誤（ecological fallacy）－從總體資料試圖推論個體資料的謬誤。
因此，Casal Bértoa教授主張較適宜測量政黨體系的穩定度／體系化程度的指標為Peter Mair過去曾經提出的「閉合」（Closure）。所謂的「閉合」在測量上包含了三個面向：（1）輪替（alternation）：政黨如何替換政府；（2）配套（formula）：政黨間如何以某種組合組成政府；（3）通路（access）：是由一樣的政黨進入政府，或是有新興政黨進入政府。而Casal Bértoa教授則進一步主張，某些輪替、配套與通路的組合，能夠帶來更高的政黨體系穩定性與制度化。接著，他以英國與拉脫維亞為例來說明這個概念，在英國，可以看到輪替、配套與通路都很明確，不是工黨就是保守黨，因而他們的政黨體系穩定性就會比較高。而拉脫維亞則在組成政府的配套上有非常多種形式、通路也非常開放，因而他們的政黨體系穩定度就會比較低。接著，他試圖給予這些指標賦值，並指出當一個政黨體系的「閉合」分數越高，代表該政黨體系的穩定性與制度化程度越高，也因而會有較佳的民主表現，例如政策比較有延續性；課責性、代表性與正當性都更好等等。換言之，當政黨體系的穩定性是民主品質的保證。
而這也帶來課堂上許多精彩的討論與辯論，例如有些人認為政黨體系的閉合未必是件好事－例如以臺灣為例，長期的兩黨政治出現許多兩黨惡鬥，即便政黨體系確實穩定，真的有更好的民主品質嗎？不過，Casal Bértoa教授指出，這樣的問題在國際期刊的發表上也有受到挑戰，但他認為至少政黨體系的「閉合」程度越高，越有助於一個民主的存活與鞏固。因此，他下了一個結論指出，政黨體系制度化是民主制度存活的充分條件，而不穩定的政黨體系則是民主崩潰的必要條件。
選制改革及其結果
在第四講中，Don Lee教授以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為題，來分析這兩者在塑造政黨體系上的不同效果，尤其是選舉制度改革所帶來的改變。在塑造政黨體系上，選舉制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決定了選票應當如何轉換為席次。也因此，已故的政治學家Sartori（1968）將選舉制度比喻為「政治上最具體的操作性工具」（the most specific manipulable instrument of politics）。接著，Don Lee教授簡略地區分了最主要的選舉制度－「多數決制」、「比例代表制」。在多數決制中，由於最常見的是簡單多數決，有著領先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 FPTP）的特性，因而經常見到得票與席次間的不成比例，而更容易形塑兩黨制的政黨體系。而在比例代表制中，主要是投給政黨，無論是開放式的比例代表制或封閉式的比例代表制，都相對能形成政黨較多的政黨體系。最後，則由混合前述兩者的「混合制」，在這種制度下，主要是一票投給地方選區的候選人、一票投給政黨（且常為封閉式的政黨名單）。
而Don Lee教授延續著混合制的討論，指出選舉制度研究基本上將混合制分為聯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MMP）與並立制（mixed member majoritarian, MMM）。其主要差異在於，前者的區域席次與政黨比例代表席次是連動計算的，而後者則否。基於這樣的分類，Don Lee教授以多位臺灣學者與國際學者共同撰寫的《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 in Constitutional Context: Taiwan, Japan, and Beyond》一書來探討同為並立制的臺灣與日本，其在憲政體制的不同，對於政黨體系的形塑上有何影響？ 首先，日本為議會制國家，也就是行政與立法合一。而大黨若希望取得行政權，就必須要有更多的席次，這會使得政黨盡可能地擴張，造成了黨內有更多的派系。也因此，日本在選制改革後，其實使得黨內派系競爭的問題更為加劇，更為強調黨內競爭（intraparty competition）的面向。
若是以臺灣的半總統制而論，由於行政與立法間的分立，政黨在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上必須採取兩種不同的策略，且更為強調黨際競爭（interparty competition）的面向。
金錢在政黨政治與選舉中的角色
在課程的最後一講中，兩位授課教師除了與同學們討論對於前幾講的補充思考外，也介紹了金錢在政黨政治與選舉中的角色，尤其是國家補助（state subsidy）的角色。Casal Bértoa教授引述了Haughton（2012）認為「金錢就是政黨政治引擎的燃料」（Money is the fuel for the engines of party politics）的譬喻，說明過去學者說「沒有政黨的民主政治是無法想像的」，應該進一步說「沒有金錢的政黨政治是無法想像的」。
Casal Bértoa教授簡易區分了在研究政黨財務體系（party finance regime）上的兩種主要型態的補助：間接補助與直接補助。前者較常見的例子是媒體近用權（access to media），也就是國家讓政黨在競選期間，能夠平等地被補助使用媒體。此外，在歐美比較常見的間接補助方式為減稅（tax relief），而在亞洲則是提供空間為主，例如提供競選會議的處所（premises for campaign meetings）。不過，對於政黨而言，最重要的還是直接補助。直接補助顧名思義就是國家提供金錢給政黨，而世界上多數的民主國家都有類似的做法。不過，直接補助仍有許多細節上的差異，最常使用的是看得票率是否超過一定的百分比，來決定是否給予政黨補助。此外，還有用國會中的席次率、政黨註冊人數等方式來作為給予補助款的標準。
那麼，金錢對於政黨政治到底有何好處與壞處呢？Casal Bértoa教授認為最直接的好處當然是有助於政黨存活，不過其主要的好處應是促進政黨體系的制度化，並減少政黨體系的碎裂化以及選舉變動度。這是由於以東歐與拉丁美洲的實證資料為例，政黨補助能夠有效地減少政黨的數量，但同時也增加較活躍的小黨的得票率。同時，這也有助於提升政治代表性、減緩政黨內部黨內極端主義出現的可能性。有趣的是，Casal Bértoa教授進一步指出，其實政黨補助對於政黨也是有壞處的。例如，這有可能會降低人民對政黨的認同與信任。
最後，談到健全的政黨財務體系的問題上，兩位老師共同認為這必須有賴良好的補助規範、補助被有效率的執行，以及相應的監管制度才能塑造一個健全的政黨財務體系。
結語
在課程的尾聲，兩位老師也非常驚艷於同學們在課堂上所帶來的討論與精心準備的課堂報告，也勉勵大家試著藉由這五天的基礎，能夠瞭解更多政黨政治與選舉的研究。雖然兩位老師無法來台，但每位修課同學離開視訊會議室前，都特別向兩位授課教師道了聲感謝，讓兩位老師對台大政治系的同學留下良好的印象！而本年度的胡定吾講座也在課堂氣氛良好的狀態下順利、圓滿地結束。
（課堂討論視訊畫面，左上為Don Lee教授，右上為Casal Bértoa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