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法律其實密不可分---蔡碧玉學姐
蔡碧玉（碩專4，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陳勁豪（98畢，臺大政治所碩士）記錄整理
我現在服務的單位高檢署和臺大政治系有一個合作，我們邀請臺大政治系的老師，每個月一次到高檢署作一個專題的演講，跟檢察官進行討論。而我們也希望回饋系上，分享我們法律上的專業、工作上或生活上的經驗，與我們學弟妹們分享。各位現在在學，離畢業還有好一段時間，我知道政治系的同學選擇的工作五花八門，說不定也有可能進入我們的領域，既使沒有進入我們的領域，那政治和法律還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我大學是在政大念，政大法律系、法研所畢業，畢業當檢察官很久後，我想要在職進修，就沒有再選擇法律系，因為法律已經念的夠久了，就想念個跟法律有點關係、不那麼疏遠的科系，就選了政治系。很主要的一個原因是，當一個司法人，我們很討厭政治，司法最討厭沾染政治。但檢察官二十幾年的經驗，我發現司法和政治脫離不了，你不想理他，政治也會來理你，特別是檢察官這個職務，在政府的權力分工中，是一個特殊的位置，和政府其他機關間常會有合作、競爭與摩擦的地方。由於這涉及了政府的權力分工，故檢查權行使的性質是什麼，也被討論了很多年。當了這麼多年的法律人後，我認為法律人是不能不知道政治的。我們的訓練告訴我們說，當一個司法官，你就要接受孤單、忍受寂寞，人際交往越簡單越好，最好外面不要有什麼朋友，親戚也不要太常往來。這樣到底好不好呢？有不同的解讀，好的一面是你生活單純，不容易受人情、外界不當的干擾，你有很純淨的空間作審判、檢察的工作，但另方面，你這樣作宅男、宅女，能不能正確的認識到人情世故、認知到政府和人民間的關係、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分配運用、政府的行政措施和司法之間的關係呢？若你對這些都不認識，那司法的裁判其實是在象牙塔裡的。這是個兩難的選擇，但後來我選擇進入政治系裡，認識一些政治的觀點，也讓政治人認識我們法律人的觀點，因為這之間的對話常常有困難與瓶頸。
要跟各位報告的是台灣檢察制度的發展與司法改革，這原本是我兩週前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的題目，但後來又進行了修改。之前在清華大學的演講，雖然他們和我們是不同的法律，但都是法律人，所以講我們的檢察制度與一些司法問題，基本上沒有困難，但我不知道各位大一的同學對法律的認識有多少，不知道你們目前為止對司法的認識是從哪裡來的？如果是從台灣的電視、電影看到法庭活動的場景，那可能大多是錯的，連法袍都可能都是錯的。我們那時候最有名的美國法庭影集是洛城法網，現在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美國的法庭戲，但美式的法庭不見得是我們的法庭，因為他有陪審團制度，和我們不一樣。我想我今天講的方法會比較簡單一點，先讓各位瞭解我國的檢察官與檢查制度是什麼，再進入到司法改革，以幫助同學的理解。
包青天與現代法治觀
我想先請問各位同學，在你們現在的理解裡面，包青天相當於現代的什麼官職呢？縣長、法官？有沒有想過包青天的法庭裡，檢察官在哪裡呢？他有王朝、馬漢和展昭幫他查案，明查暗訪後把人逮進來，也常常看到人擊鼓鳴冤。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法官、檢察官，也是警察，那這樣的角色制度是如何變成現在這樣的呢？為什麼我們有需要把司法從行政裡分離出來，再把司法概念裡的審判與檢察分離呢？這是有一些演變和進程的。我們通常認為包青天是很好的法官，我們叫他青天，最主要是因為他很嚴明、六親不認，但他有個問題，他會刑求，他會大刑伺候，刑求後嫌犯就化押、認了，那馬上就可以判罪。包青天的角色若以現在的法治觀而言，他會刑求逼供、審檢不分，是不及格的司法。從逮捕到追訴到審判到執行都一個人在執行，我們信賴包青天，是信賴他這個人很公正、不收紅包、六親不認，但於司法的期待不可能建立於一個人是包青天再現，也不可能期待只靠他的人格去辦好工作。現代民主國家在權力分立的觀念上，每個權力之間需要相互制衡，讓每個角色在其位置上，可行使正當的權力、履行正當的程序，一個權力也不能過大，需要有其他權力相應制衡。
現代檢察權制度的轉變
在討論檢察權的轉變時，我們可以發現檢察制度比較核心的改變都是在這十幾年間，很多包括羈押權不見了、搜索權、監聽權也不見了，監聽權在2007年的時候改由法官行使。各位可以發現，過去我們檢察官擁有強大的強制處分權，權力和法官相當，但這十幾年間，透過好幾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正，逐漸讓檢察官和法官在權力的分配上出現不同的狀態。基本上，檢察官因為是積極主動的角色，如果他太強大，會形成權力過於集中。法官權力很大，但是他不那麼恐怖是因為法官是被動的，審判是不告不理的，若沒有人起訴、沒有人去告，法官是不能主動審判的，即便法官很有正義感、路見不平，但是沒有辦法主動偵辦案子。但檢察官有權力主動辦案，既使沒有人告、沒有人移送，只要發現犯罪，我們有一個機制叫作「自動檢舉」，檢察官可以寫一個簽呈，表明在什麼狀況下發現什麼犯罪。也因此，地檢署經常固定有人在剪報，每天看很多的報紙、電視，蒐集資訊，若從報紙的資訊發現可能的犯罪，進行偵察的必要，不必等到警察移送，也不必等到被害人來告訴，假定他是一個非告訴乃論的罪，檢察官就可以主動發動偵察，這時剪報人員就可以把相關資訊送予檢察長核閱，看是不是有必要指派檢察長調查。所以檢察官是積極主動的，故若其握有很大的權力是很危險的。
為什麼檢察官的角色重要，我們過去說審判獨立，說的是法官的獨立，但若檢察官被政治控制、影響，其實就是控制了刑事審判。所以我們常常這樣描述檢察官：「檢察官是開啟審判的鑰匙，這個鑰匙不打開，審判是不會開啟的」。故雖然說審判獨立，但在其前端，若檢察權的行使沒有獲得獨立的確保，則審判獨立亦無法確保。那為什麼檢察官會丟掉羈押權、搜索權呢？最開始檢察官被拿掉的強制處分權是羈押權，這是透過大法官釋字第392號來的，我剛進法務部的時候第一個負責的案子就是這個釋憲案。為什麼會有這個釋憲案呢？當時有一個有名的許阿桂檢察官，許檢察官已經過世了，他偵辦了一個當時很大的經濟犯罪，那個被告家族非常有名，就是翁大銘的家族，當時他羈押了翁大銘的弟弟引起了他們很大的恐慌，他們家對政治是很有影響力的，所以當時開始有立法委員提案要把檢察官的羈押權拿掉。但法務部不希望這樣的權力被拿走，經過了一番較勁、立法委員打了一架後，法案有二讀通過，當時通過的條文是個折衷方案，檢察官不能單獨行使羈押權，若要羈押，需有檢察長的同意。通過這種法案，對基層檢察官來講，比將權力交給法官還糟糕，因為當時基層檢察官很多人不信任他們上級的檢察長，認為上級是會有政治介入的，他們寧可將權力交給法官。但這是折衷的結果，當時希望不要一下子變動太多，對檢察體系造成太大衝擊。當時立法委員張俊雄，去申請大法官釋憲，也才有這個釋憲案，這號解釋開始了法官審查制的起點。而這個解釋的背後其實是一個政治的事件，他會進入釋憲程序其實是政治的因素而非法律的因素。
另外，關於搜索權，是因為成大MP3的搜索事件，當時這是相當轟動的案子，檢察官衝到成大宿舍抄電腦，把學生嚇壞了。一般而言，校園是一個比較敏感、被保護的地方，檢察官的舉動引起社會很強大的震撼，不是說犯罪不能偵察，但是整個行動的規劃與行政的掌握都比較草率，還有比例原則的問題，故引起社會很多批評。還有立委受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搜大安會館和立委宿舍，他不是進立法院搜索，而是在其邊緣，因為進到立法院行使強制處分權，會受到很多的牽制，所以他們沒有進入立法院，就進大安會館進行搜索。還有一個北檢的案子，他們去搜媒體，這是最致命的，造成媒體集體反撲，當時沒有媒體替檢察官講話，雖然那個案子裡，媒體的作為相當可議，媒體被懷疑以非法的方式取得偵察的筆錄或機密等等。當時新聞以問答的方式刊載，但若沒有看到筆錄的人怎麼會有這種東西呢？一定有人洩密、也一定有人取得機密，檢察官欲查洩密者，必須先從媒體那邊取得證據才能反查回去。總而言之，這三個事件使得社會害怕檢察官的權力，故當時羈押權、搜索權都是立委主動提案修法，搜索權的例子更有趣的是，共有十幾個案分別由不同的立委提出，這也是因為政治的原因所產生的修法。
至於監聽的部分，是法務部主動提出調整的，我自己認為既然羈押與搜索都沒有了，從法學理論的一貫性而言，監聽影響人民的隱私權比搜索更甚，搜索至少規定了一定的法律程序，必須提搜索票予受搜索人，拿走什麼東西也必須寫清單予被搜索人，故檢察官在執行搜索時，受搜索人是可以在場的，他只是必須眼睜睜的看著我們翻箱倒櫃。但監聽是偷偷摸摸的，你不知道，好像有個人偷偷住在你家一個月，你都不知道，而且是比較長期的，不像搜索是立即的。監聽是像幽靈一樣在你旁邊，等你知道後你會一直回憶過去時間的說話，會使你身心都感到非常的恐怖。所以可以想像的，如果搜索權都不由檢察官來決定，監聽權是早晚不保的。而且，監聽權成為立委向我們要脅的籌碼，若檢察官有事情在立法院引起公憤，監聽權就會成為立委提出要脅的目標，檢察官沒有什麼可以和立委交換的，在被要脅下，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所以看起來也許檢察官的權力很強大，但是儘管整體而言立法的結果是符合時代的潮流的，但這是相當政治的過程，而非是理性思維的法律過程。各位是念政治的，看起來這是個法律制度的變革，但其實背後都是政治的，因為檢察權挑戰到了不同人的權利，這些權利讓人意識到檢察權的行使可不可以這麼強大。總之，最核心的檢察權變動，都跟政治有關，都離不開政治，所以我們必須很務實的探討檢察權在政府機構中權力行使的方式，和其他權力間如何運作與制衡。
檢察機關結構與角色
現在檢察機關的組織，是三級三審，三級就是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這三級，檢察署和法院是相對應設置的。我現在所在的機關是第二級的檢察署，相對應的就是高等法院。以刑事案件而言，三級三審就是由地檢署的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由法院審理，法院做出裁判後，若當事人不服上訴，就會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的案件在審理中是由高檢署，也就是高等法院的檢察官蒞庭實行公訴，高等法院裁判後，若當事人不服，還可以上訴到第三審最高法院。但並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有很多案件在法律上是輕罪，在法律上明文規定是不能上訴三審的案件，那就會在二審確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金字塔，理論上越到頂端案件越少，但實際上現在的訴訟制度並無法如金字塔般，這是因為我們目前的上訴制度有一點問題，一方面很多的案子在上訴審塞車，塞在二審法院；另方面很多案子上訴了第三審，最高法院把案子撤銷發回到二審高等法院重審，所以很多案子審完了上去又下來。有一位司法記者寫了本書就叫「流浪法庭三十年」，寫的是一個人的案件到法院審理三十年後才判決確定，從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到訴訟結束時已是垂垂老矣，一個人的半生都在法院度過，這是很慘忍的。不管是檢察部門或審判部門，這都受到極大的譴責，訴訟為何這麼沒有效率呢？當然三十年是個特例，但十幾年的案子就不是特例了，這其中很多的問題有待解決，包括訴訟構造上的問題。所以在司法改革時就提出說訴訟構造應該是金字塔型的，也就是越到上面案子越少，但現在卻是圓桶或直桶的狀態，案件並沒有減少，而是不停的循環，這是不合理的現象。
接下來介紹檢察機關的組織成員，檢察總長是只有最高檢察署才有的，全國只有一個。一、二審檢察署的首長都叫檢察長，檢察長下有幾個比較主要的職務，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輔助我們的助理是檢察事務官、幫助我們記錄的是書記官，其他還有一些行政人員。目前我們檢察機關的核心議題包括了檢察權的角色，也就是檢察官的固有角色是什麼？還有檢察一體的問題。
檢察官的固有角色
首先，關於檢察官的固有角色，我們的檢察官其實是刑事程序的全程參與者。當一個刑案發生，從那一刻開始，檢察官就可以參與，一直到法院審判、執行完畢、關完了出來如何保護管束，都是檢察官在監督，所以只要是刑事案件，通通有檢察官的角色在裡面。是不是所有國家的檢察官都是扮演同樣的角色呢？未必，像中國的檢察官在偵察的部分只作貪污案，他們權力比較大的其實是公安，檢察官做的是訴訟的監督、起訴不起訴的決定等等。很多國家的檢察官是參與偵察，但所謂的參與只是監督偵察，第一線的偵察還是警察在做，檢察官只是作法律的監督與審查。像美國的檢察官的重點工作是法庭的實行公訴、在法庭的辯論，而不在犯罪證據的蒐集與偵察，但不論是哪一國的檢察官，共同的交集是，起訴一定是由檢察官來決定的，這個權力是在檢察官手上。
檢察官的角色地位為什麼有爭論呢？他是司法官還是行政官？檢察制度演進有一個關鍵點，1980年的審檢分立，也就是審判系統跟檢察系統的組織隸屬分離，這意味著在1980年以前，他們是合在一起的，當時，有一個司法行政部，是法務部的前身，統管各級法院與檢察署的司法行政業務，一直到1980年審檢分立後，司法行政部改為法務部，審檢正式分開，審判組織、各級法院歸給司法院管，各級檢察署歸予法務部，也就是現在的狀態。在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上，我們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的五權分立，我們的檢察系統隸屬於法務部，他隸屬於行政院，是內閣的一環，從組織隸屬來看，其實檢察權是行政權底下的一環，但我們行使的權能卻完全是司法權的內涵。若把檢察權以行政而不以司法來看的話，他就會被視為等同於其他行政部門，檢察官一直很在意他的地位與屬性，這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定位和權勢，有的國家認為他是准司法官，有個國家認為他是介於行政與司法的第三權力，而釋字392號已經明白表示，檢察機關是廣義的司法機關的一環，強調他的司法性格。
既然釋憲案已經確立，那到底在爭什麼呢？因為審檢分立後，雖然組織分別隸屬，但法官與檢察官行使職權的方式卻未隨之有重大改變。我民國74年底在當檢察官的時候，我的位置還是在法台上，在法官的旁邊，曾經聽一位檢察官前輩說，他們當時蒞庭的時候，坐在法官旁邊，檢察官很無聊，因為都是法官在審，所以檢察官坐在那裡就像隱形人一樣，他就是坐在那，而法官就扮演檢察官的角色，像包青天差不多，法官問案的態度和檢察官沒有兩樣，就好像被告與他是對立的。聽說那時候的檢察官坐在那很無聊，有時候還要看看報紙副刊以免睡著，可以想像當時的檢察官在那裡是無意義的，但這個狀態卻持續很久，直到200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才讓檢察官實質蒞庭、走進法庭實質舉證，必較像美式法庭檢察官和律師有在辯論的狀態。在此之前，檢察官在法庭是很靜態的，他的主力工作是在蒐集犯罪、將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自2002年到現在，不到十年的時間，我們的制度才有新的面貌。
檢察官歷經這些職權的改變，但為什麼審檢分立後檢察官還是坐在法官的旁邊，而不是下來和律師對坐？這有些檢察官心態轉變的問題，本來檢察官和法官平起平坐，要他下來的話這在他的心理上不容易調適。而且檢察官還握有相當大的強制處分權，既使審檢分立後十年，檢察官的位置從台上換到台下，他和律師還是不對等的，檢察官還是擁有非常強大的處分權，直到最近羈押權、搜索權等沒有後，檢察官才較當事人化。我曾經當過非常威風的檢察官，檢察官的權力等於法官，記得我當檢察官第一年的時候，雖然只是二十幾歲的小女生，警察看到我卻也會敬禮、當事人寫信也非常恭敬地署名「草民」、「叩上」。但現在的人哪裡要這麼尊敬檢察官，一天到晚在你面前舉白布條、寫上你的大名，他們不滿你的處分，就不斷地對你舉白布條抗議。我先生也是跟我同行的，也是檢察官，他作首長時下面的部屬曾辦過一個案子，當事人不服氣，就自己裝了一部司法戰車，有一段時間都在我們那裡紮營。這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不是指我們地位一落千丈的問題，而是民主化的結果，過去對於象徵權威的官員，我們總是很畏懼的，但現在不是了，在言論自由下，大家可以大鳴大放，雖然法官、檢察官雖然在法台上有很多法律上的權力，但事實上他仍需要被檢驗。
另外，我們每天晚上九點後就不斷有山寨版的法院在開庭，這是一位蘋果日報記者描述的，我覺得相當傳神，他說台灣白天有法院在開庭，法院下班後，晚上九點就開始有山寨版的法院在開庭，很多call-in、政論節目從九點開始，大概百分之九十都是在評論司法個案，一直到每天的凌晨為止。經常法官與檢察官就這樣地被公審，這對我們造成相當大的壓力，以前我們覺得平面媒體評論個案都是應要被譴責的，但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這是民主化的結果，但我認為有些畸形、也不正常。但這只是讓各位瞭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檢察官在人民的心裡，也起了某些變化，也需要被嚴格地監督。
回過頭來講，司法官與行政官的角色問題，就檢察官而言，位置並非是重點，但若法律上沒有定性，院檢經過這十多年調整，法官權力較為優越，也是擁有最後決定權力的人，檢察官要向他申請羈押、搜索、監聽，感覺起來像是老大，檢察官心裡自然不大是滋味。以前院檢是合署辦公的，院檢一家和樂融融，但若法庭裡法台上的法官稱我學長、向我敬禮，那當事人能相信他的審判會公正嗎？這是很奇怪的。現在不會有這樣的情況，不但透過組織隸屬的改變、席位的改變，同時權力優勢也不太一樣，連現在新蓋的法院與檢察署，也常不合署了，也許地還是選在一起，但用牆隔起來無法互通，需經過彼此的大門才能進入，或甚至更遠一點，檢察官若需出庭甚至需搭乘交通車。越來越多這樣的態勢，審檢分立經過這些演變，越來越分家了，但檢察官也因此憂鬱自己離法官越來越遠，是否意味自己離司法越來越遠而靠行政越來越近呢？檢察官害怕靠近行政會使他的身份職務無法像法官那樣獲得確保，法官不需要憂慮法官屬性的問題，透過身份職務的保障確保法官審判獨立，所以我們的法官是終生職，沒有任何法定的理由不能將其調職、換法院等等，有嚴格的規定。而檢察官受到的身份職務的保障待遇和法官是相同的，就這點而言，若承認我們的司法屬性，則這些保障就應該繼續維持且法制化，才能確保我們司法官的屬性。
檢察一體原則與爭議
另一方面，這又會觸及到檢察一體原則的問題，這一直是我們檢察體系的矛盾，檢察權可否獨立，是長久以來辯論的問題。現在的法律規定檢察官對外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界機官的干預，也就是外部獨立。但對內受檢察一體原則的拘束，也就是將整個檢察體系當作一個整體，有上下階層的從屬關係，上級對下級有指揮命令的權力。目前法律所明訂的檢察一體指揮監督關係，最核心的是檢察長對檢察官的職務移轉權與職務承繼權。我們檢方和院方不同的是，院方完全是電腦抽籤分案，而由於檢察官原則上會自己依據流水編號分辦案子，除非有專責的檢察官，但檢察長有指定分案權。法官審案不能這樣指定，因為這個風險太大了，會使得審判結果受到控制。
那檢方的偵察結果會因此被控制嗎？基本上檢察系統與審判不同的是，他是一個行政組織，他的任務是替國家完成追訴犯罪的任務，是具政策性質的任務，需要整個檢察體系持同一立場，故需要透過檢察一體去統合追訴意志，讓國家的意思表示一致。但若內部要一體，檢察長有權力分案或要求檢察官改正其辦案，若檢察官拒絕，則檢察長有權力將之收回來自己辦，或指定其他檢察官辦，這是法律明訂許可檢察長這麼做的。這個權力是全世界檢察長都有的權力，並非我國獨有。但自解嚴後，基層檢察官對檢察一體有很大的抗爭，主要來自於對某些個案的懷疑，基層檢察官不相信檢察長，認為受行政任命的檢察長很容易受到政治干預，因此一些較具激進改革思想的監察官，會在某些具體處分時，跳過檢察長，先造成既成事實再說，基層有很多這樣的案例。檢察長雖然擁有這種權力，但實務上發生的機會非常小，因為一來這會影響署內的和諧，二來這會弄得自己滿頭包，因為當這種事情曝光，很少人會去支持檢察長，所以檢察長很少使用這種權力。
其中一個案例是，花蓮有一位李子春檢察官偵辦違反選罷法的案件，他要起訴這個案子，但當起訴書送予檢察長時，檢察長不同意其意見，把書類扣下來希望和他溝通，但他不接受檢察長的意見，在尚未等檢察長行使職務移轉時，檢察官自己以郵寄的方式，將起訴書寄至法院。這在檢察體系中引起很大的討論，有人認為這個起訴是不合法的，因為沒有經過內部程序、也沒有經過檢察長的核可，通常檢察長核可後，案子才會公告起訴的結論。但這個案例沒有公告的程序，是起訴不合法；但也有人認為是起訴合法，因為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檢察官可以用自己的名義為有效的意思表示，故無論以郵寄或公文送達，都是意思表示。後來花蓮地院的法官受理了起訴，亦即認為他起訴合法，但最後這個案子判無罪，證據不足。而在行政上，這位檢察官因違反了內部的檢察一體的指揮監督關係，被移送懲戒，後來公懲會做出懲戒的處分。這是比較清楚、典型的違反檢察一體的案例，雖然法律上有效，但內部受到懲處，這是我們自己的職務倫理，這也牽涉到，若檢察官不受內部檢察一體的約束，他的權力是相當可怕的，任何一個檢察官只要路見不平，就可以隨時追訴或偵察某一個人，這個權力是很大的。法官權力再大，都無法主動辦一個人，但檢察官可以，所以他在發動權力時，就應該受到內部更多的節制，內部的信賴要夠，才能讓他合理地運作，這是檢察官屬性的核心議題。
其實要談檢察一體，其前提是檢察權一定程度的獨立行使。純行政部門都是以首長的名義在處理事情，沒有獨立職權，行政一體、階層關係本是當然的道理，是我們在承認檢察權的某種獨立性，才會特別強調在內部一體時，要採取什麼指揮命令的關係。這有別於行政一體的指揮權力關係，為了節制檢察長濫用職務移轉權與承繼權，法務部訂定了檢察一體透明化的實施方案，規定檢察長若欲對檢察官下達指示，需以書面為之，以確保日後責任之追究。另外，檢察長的指令檢察官是可以有不同意見的，他可以反對，可以書面表達。而亦非所有事情都可以下達指令的，只有在法定的條件與情況下，才可使用指令權。目前這個方案在實務上已經實施，就我瞭解，檢察長用書面指令的方式來行使權力者，還是很少，多還是以口頭溝通。
接下來談的是司法官性格與檢察一體的關係，這看起來是衝突的雙面性格，但卻是檢察權無可迴避的本質。剛剛講的是上下服從的階層化檢察一體，才有指令權的行使問題，另還有橫向的檢察一體，亦即協同辦案，若一個案子很大，無法單打獨鬥，需要一個團隊一同辦案，這個團隊可能各有專長，這些專長組合才有辦法辦如跨國的洗錢犯罪、經濟犯罪等。現在有很多大案皆已以此方法辦案。有時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調查員一個團隊可能會達一、兩百人，這可能是檢察官辦案策略的考量，若不採取同步搜索，可能會漏失許多辦案證據，而且搜索一個地點，常常都需要非常多的人力，例如有些大公司搜索，光是靜態守住每個樓層與出口就需要幾十名人力，還不包括要進去行動的人力，這時就必須大隊人馬以達到效果。一般檢察官比較不排斥橫向的檢察一體，但檢察改革運動剛開始時，有些檢察官對這件事是很有疑慮的，因為當時有幾個個案，當檢察官辦到一個程度，案子越來越敏感時，檢察長要求加人進來協同辦案，檢察官認為這並不是幫忙，而是稀釋、架空原本承辦的檢察官。為了解除基層檢察官的疑慮，特別訂定了協同辦案要點，規定檢察長若要指定檢察官加入單獨辦案的案件，需有一定的條件，人選並需徵詢原來承辦檢察官的意見。但大體而言，目前檢察官多傾向大案一定採取協同辦案。
法務部與檢察體系間的關係
檢察一體與行政監督有何差別呢？這牽涉部長與檢察總長的關係，是法務部長指揮檢察官，抑或是檢察總長呢？法務部長應該指揮檢察官嗎？我們檢察署是隸屬於法務部的，法務部是我們司法行政的主管機關，但最簡單的邏輯是，檢察官之所以在意自己是否是司法官或是行政官，就是害怕政治的介入，因為部長是政治任命，是內閣的一環，隨時可能被撤換，這和檢察總長本身即為檢察官的身份保障是完全不同的。檢察總長在這個體系內是最德高望重的位置，也是指揮的頂點，是檢察系統的總指揮官。目前法院組織法規定，法務部長是監督各級法院與檢察署，這裡的監督是行政監督而非個案監督，個案的監督，是由檢察總長下指揮的命令。在日本與韓國，法務部長不能對個案下指揮命令，但若要對個案有意見，可以透過檢察總長的指揮繞一圈來表示。但事實上，日本曾發生過法務大臣透過檢察總長指揮個案，引起了民眾反彈，導致於法務大臣下台，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案件，也自那時候，日本即沒有類似的案件。韓國也發生過法務部長要求檢察總長對某個個案採取措施，檢察總長抵死不從，最後辭職。我們曾經邀請過這位檢察總長演講，在分享這段心路歷程時，他表示，「根據法律，法務部長是可以指揮我的，但身為法務部長，我認為這麼做是違反檢察體系的自由決定與共識的」，但他也認為這麼做是抗命，只能選擇辭職，這也是我們津津樂道的典範。在堅持檢察系統的核心價值與行政倫理之間，必須有所抉擇。
目前我國的法務部長與檢察總長是平行的關係，法務部長可以對通案進行指示，也可以訂定政策與整體規範，例如辦案注意事項與要點等等，法務部長亦掌管司法行政，我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法務部檢察司擔任司長，都是在做檢察行政、政策性的指導。法務部長與檢察總之之間的關係應如何領導檢察體系，使之有比較合理的權限行使呢？目前只有法務部長有義務至立法院接受質詢，但其實他並不能干預個案，亦無法就個案表達意見。這麼多年來，法務部長都是謹守這條界線的，但問題是，法務部長對個案並不瞭解，卻需要接受備詢，而檢察總長只有在年度審預算時會至立法院，故立委會以預算施加總長壓力，希望總長於個案給予滿意的答覆，這是有的，但除此之外，立委並不能隨時要求其至立院接受質詢。檢察總長有權監督指揮檢察官，卻不需接受立委質詢，法務部長接受立委監督，卻無指揮監督檢察官的權力，故若法務部長欲轉達立法院對檢察官偵辦個案上的意見，亦僅能轉達予總長參考。
檢察總長若如此有權力，似乎可與法務部長並駕齊驅，其實不然，因為原先檢察人事權握於法務部長手中，檢察官的升遷與調動是由法務部決定，這也是基層檢察官長期改革的目標，他們知道若檢察人事權一直握於法務部長手上，檢察權就不可能完全離開行政的控制，經過多年努力，目前檢察官的升遷制度是與行政人員不同的。檢察官有一單獨的人事審議委員會，其主席是政務次長，有17個委員，其中9位是基層檢察官選舉出來的，按照法院組織法的設計，法務部長可以指定四位、檢察總長可以指定四位，也就是說，票選的委員仍多過於官派的委員，這個條文是基層檢察官所設計的，為了維持總長與法務部長的平衡，同時加總起來檢察總長與法務部長仍少基層檢察官一票。現在檢察官的升遷調動，是由檢審會提名一定名單，由部長圈選適合的人，透過由檢審會對部長人事權的牽制，以我所知，法務部長常覺得自己沒什麼權力。
檢察總長雖有對個案的指揮權，但他沒有人事與預算權，一包預算給予法務部，該如何分配還是掌握於法務手上，法務部有檢察行政權、監督權，仍握有許多周邊的權力，故若法務部長不支持檢察總長，檢察總長仍是孤掌難鳴，因為即便他可以調動軍隊，但仍需要糧草才能打仗。故要真正讓檢察有力量，尚需要法務部長和檢察總長之合作。但若法務部長與檢察總長水乳交融，這樣好嗎？這個問題很有趣，我們的觀察是有點黏又不會太黏。現在檢察總長的任命需經過國會，但經過國會必然有許多複雜的政治因素，政治與檢察仍是有許多微妙的關係。
檢察改革與司法改革
以下要和各位談幾個檢察改革與司法改革的議題。整個檢察改革的歷史軌跡，是以檢察官為核心的司改議程，是有許多重要的時間點的：審檢分立、檢察一體的抗爭、檢察官法庭席位的變動。另外，審判獨立對檢察體系也有關鍵的影響，因為檢察改革運動之前，法院獨立審判改革運動是更早推動的，其中有幾個關鍵的運動：廢除裁判書送閱制、司法院預算獨立路線與法官自治。廢除裁判書送閱制是一個很經點的事件，過去法官做好的判決需給庭長與院長看後，這個判決才可以公告，現在檢察官的起訴書仍是這樣。但法官恐受到干預，不願意這樣，雖然我們觀察過去干預的情況是極少數，但只要有一兩件案例，就足以使這件事很不正當。經過一番社會運動後，裁判書類送閱制廢除，個別法官作的判決即可公告。司法院後來在預算的部分也獨立，不受到行政部門的牽制，亦即行政院若不同意司法院的預算，也只能加註意見，不能刪除。再來是法官自治，這是最核心的，包括分案、行政事務分配事項，都是法官自己開會，而非院長決定，藉此保留法官獨立審判較大的空間。
民間司改會是一個民間的組織，比較大的任務是監督司法審判與檢察部門的人權議題與改革事務，他們常派工讀生至法庭監看、記錄，交予媒體刊登，早年還會公布十大好法官與十大壞法官，曾經有被評為十大壞法官的人對他們提出毀謗的告訴，這個外部監督的手段是蠻激烈的，但客觀來講我覺得是有一點用的，外部的監督比內部監督來的有用。
另外是法學教育的改革，現在我們很多法律系畢業生考上司法官，受訓兩年就可以斷人生死，這被認為是很可怕的。於是有人提出可以仿美國的Law School，也就是大學其他科系畢業後，再來念法律研究所，唸完才能考司法官。日本、韓國這幾年都已改採這個模式了，我國這個制度討論了很久，但在大學法學院內有很多不同的意見，這有很多現實的因素，像是現在的法律系該怎麼辦呢？現在這麼多的老師該怎麼辦呢？對許多法律系學生而言這也需要過渡的時間，另外是考試引導教學，法律系八成的同學都在補習，這是很糟糕的，不考試的科目大家都沒興趣念。好像從民國100年開始，我們的司法官考試要改變方式，現在是兩試，筆試後才進入口試，以後筆試分成兩試，第一試是是非選擇題，先篩一半，再考申論題，再進到口試，受訓還要兩年，其實是蠻漫長的，但在這個漫長的養成過程後，直接來當司法官好不好，是我們法學教育的問題。大概是這樣了，不知道今天的演講內容大家能否聽懂，我盡可能用各位可以理解的語言介紹，若各位有問題的話請提出。
問與答
問：檢察官在上訴次數有沒有限制呢？會不會造成案子曠日廢時呢？
上訴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就檢方的立場而言，我們也不希望檢察官濫行上訴，外界常有批評檢方不能因為面子問題，起訴的案子被判無罪就一直上訴，這是我們內部要控制的問題。但是不是有這個問題需要個別檢視，我無法在此評論。但的確，若沒有上訴的必要，就不要再上訴了，我在高檢署現在也有很多案子都不上訴了，但是可能個別案子有不同的處理。
問：現在為什麼還有法務部保留的必要呢？有沒有可能讓檢察機關獨立在行政體系之外呢？
你的意見是一直有被提出，也有人說要把檢察體系併入監察體系，但我不認為這是聰明的想法。有人是主張讓檢察總長兼任部分法務部長的角色，例如美國的檢察總長就是司法部長，兼司法行政的工作。若我們檢察體系單獨分離，也並非不可以，有其他國家亦如此，如中國大陸的司法部就不管檢察，其檢察最高的行政領導，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有檢察行政的權力，但我們的檢察總長並無這樣的權力。也有人建議檢察體系獨立出來，而法務部還有如矯正、政風、行政執行等等部分，不一定要留住檢察體系，這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個可以認真考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