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會議紀實 
林彤（97，臺大政治學系碩士生）紀錄撰稿
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兩天，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了「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這次的研討會由臺灣大學行政副校長包宗和教授擔任召集人，廣邀臺灣國際關係學界的學者精英共襄盛舉，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學派、發展演進，做一次綜合性的發表、對話與辯論，研討會的成果將集結成書，作為國際關係學界重要的學術里程碑。
這次研討會的還有一項特殊的意義，正是為了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的蔡政文教授祝壽。蔡教授長年致力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教學與研究，是目前臺灣國際關係學界多位學者的老師與前輩，藉著為老師祝壽團聚學界精英，以深入的學術對話互相增長，想必是送給蔡老師最珍貴的生日禮物。
貴賓致詞
臺灣大學包副校長在致詞時特別感謝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正大學戰略研究所等學術單位鼎力幫助，成就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關盛會。政治大學林副校長回憶學術生涯第一次在中國政治學會發表論文，要歸功蔡政文教授的提攜，對蔡老師非常感念。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趙院長特別感動會場滿座社會科學界老師與學生們的景致。臺大政治學系王主任回憶自己大學三年級時上蔡政文老師的課，即使時過境遷當年的教室早已改建為經濟系的圖書館，但是課堂上的景況仍然歷歷在目。
專題演講： 蔡政文（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蔡政文教授從1973年學成歸國以來就在學界服務，將近四十年的學術生涯桃李滿天下。蔡老師一再向各位好朋友致謝，感謝大家願意分享學術專業，共聚一堂為國際關係理論做一次系統性的分析。蔡老師的專題演講，主題是講述國際關係理論的演進，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並特別著重於對臺灣研究方向的期待。
理論是分析的工具，理論建構的出發點都是從對國際社會的認知開始，它們看起來很中立，但是實際上研擬理論的人有他的目的性，使得理論為某個團體所用。不同的理論演進都有它的適應性問題，即使美國塑造一個理論來幫助它掌控世界，但是隨著時代發展，主流理論彼此之間也會辯論、反思主義也起而挑戰主流，這些改變使得國際關係理論的面向更加多元。
正因為國際社會是由人的判斷建構而成，即使在方法論上有實證論和後實證論的分別，也有像社會建構這樣作為中介橋樑的理論，但是這些理論的目的都是為了要改變人的觀念，或者是對國際社會有理想的期待，只要時間和歷史可以證明，那麼它們可能就是對的。無論是客觀存在、主觀建構，還是社會建構，實際上人類並沒有跳脫成就新的典範。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領域，國家還是最主要的行為者，即使大家都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行為者共同存在，但是因為強調的程度不同，所以有理論的辯論，行為者透過不同的「互動」過程，使得整個國際關係的樣貌更加完整。
蔡老師認為，新現實主義、新制度主義、社會建構論等三個理論，可以作為未來的研究基礎，其他反思主義，可以當作在做相關領域研究時的工具一起使用。但是後現代理論在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蔡老師以陳前總統的防衛性公投為例，小國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使用後現代理論的概念，建立一個新的share knowledge是有危險的，也不容易實現。
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更值得我們關心的是對臺灣的未來能不能引起共鳴？蔡老師認為，強調「客觀存在」的人是目前臺灣的主流，這也是對臺灣比較有立即貢獻的理論方法。要衡量對臺灣整體的未來性，要從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加以分析。 假如以全球趨勢的主要特徵來看，全球相互依存關係不斷在加強，區域整合勢必蓬勃發展，這些發展伴隨著自由、民主的浪潮，但是在經濟上，所得國際間的所得分配越來越不平均，貧富懸殊的現象更加深化，所以即使和平和和諧是各個國家追求的目標，但是國家之間的衝突依然存在，特別是恐怖主義和宗教衝突，在在威脅著全球的和平。今天我們存在一個「柔性的單極體系」裡，柔性的標準在於霸權。霸權准不准許國際組織、次強、不結盟，能不能潤化國際間的僵硬性質，都可以被拿來當作衡量霸權的指標。當前的美國不是非常堅硬的霸權，美國希望其他國家也扮演角色，用文化、經濟等其他手段，阻撓單邊主義發動戰爭的可能，達到一個柔性平衡的國際社會。
以區域情勢的特徵分析，臺灣所處的是美國、中國、日本三角關係組成的區域，也許勉強可以把東協的力量加進來， 但仍然以美日安保作為主要的政治架構。 即使中國自己講和平崛起，但只要崛起，必然面對利益和權力的重新分配，這麼一來就很難維持和平。冷戰的遺緒一直影響著臺灣所處的區域安全，無論是南北韓問題、日本北方四島、兩岸關係、南中國海的競爭，都是潛在的安全威脅。海峽兩岸緊張情勢的緩和，有助於提昇兩岸和平穩定，也是改善臺灣一直以來被孤立在區域整合之外的契機。
從臺灣的國內環境分析，我們的高層政治比起九零年代明顯的弱化了。臺灣政治發展到今天出現了僵化，沒有找出政治妥協的方式，社會共識的裂痕很大，這些都影響了臺灣的經濟力和競爭力，提高失業率，延遲了經濟復甦的時程。臺灣的軍備實力老舊，意識形態鬆軟，我們不知道為誰而戰，所以凝聚力也減弱了。
值得慶幸的是，臺灣的低層政治逐漸茁壯，民間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無論是社會團體、跨國的非政府組織、文化創意產業等，都非常活躍的發展。特別是民間團體對於民主、人權的強調程度，讓整個社會更瞭解自我期許以及認同的重要性。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開始反省臺灣在全球體系的定位到底是什麼？許多西歐小國的人口都比臺灣少多了，但是它們有他們的身份、地位與尊嚴，在國際社會都受到重視，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參加了區域組織的運動。這些區域組織可能對國家的行為有所制約，但國家從區域組織中所獲得的好處，遠遠超越所受到的制約。臺灣的地理面積是全球第135，人口總數全球第50，經濟實力與進出口貿易排名18，軍事力量排名16，看起來我們並不小，我們很有機會。如果我們要為自己定位，要改掉一直以來的大中國教育，大中國教育使得我們不太理性，我們實際上是地理小國，但是實力是中下，並不是大中國。
對於一個海島國家，我們有四種發展選擇：第一，閉關自守；第二，保持中立；第三，向大陸發展；第四，向海洋發展。我們不可能閉關自守，也沒有芬蘭化或是中立的可能，因為美國和中國都不允許臺灣這麼做。後冷戰時期以來，我們就一直朝中國發展，但是發展的過程戒慎恐懼，擔心有主權兼併的危險，如果可以結合海洋和大陸的發展，發揮臺灣海洋貿易的精神，向日本學習， 前瞻的企業家布局全球， 以刻苦的精神面對競爭，那麼這就是值得臺灣發展的方向。
面對臺灣的未來，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方向，除了傳統的大國研究，我們更應該注重以下四個面向：第一，小國、中級國研究，我們要瞭解並學習這些國家的生存之道；第二，區域研究，瞭解如何參與區域整合，為臺灣的區域關係尋求突破；第三，歷史研究，我們要從歷史瞭解過去的經驗和事實，作為發展的借鏡；第四，政治思想，無論是中國的政治思想，還史西方的政治思想，都值得我們將之作為開創新理論的基礎。
第一場：現實主義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三次大辯論中，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都是理論的要角，顯見泛現實主義的重要性。第一場的討論有三位發表人，分別是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明居正教授、包宗和教授，以及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鄭端耀教授。兩位評論人分別是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張亞中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研究員。
明居正教授發表的題目是「古典現實主義之反思」。古典現實主義是目前最能詮釋政治現實的理論，明老師以六節分別闡述了古典現實主義：第一，人性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者多半主張性惡論，這與個體經濟學對人性自利的假設有異曲同工之妙，有助於知識的推論；第二，自然狀態：對現實主義影響最大的是霍布斯「人人為敵」的觀點，擴充到國際社會就形成一種「國與國為敵」的「無政府狀態」；第三，主權：儘管受到國際間政府組織以及跨國企業的挑戰，和其他權威相比，國家主權在國際關係中依然是最強大的角色；第四，國家：古典現實主義將國家簡化為一元化而且理性的行為者；第五，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可以被分類和排序，其中包含國家生存、獨立自主、政經利益、意識形態價值利益等，但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由決策者主觀決定；第六，權力平衡：即使遭受到許多挑戰，權力平衡理論（特別是Morton Kaplan的版本）依然廣泛流傳至今未衰。明教授在結論中也提及古典現實主義較具爭議性的課題，尤其是較缺乏科學研究的精準度、太過關注高度政治性的議題、太客觀以至於忽略主觀性的真貌，這些都是古典現實主義遭到其他理論批判的不足之處。
包宗和教授以「結構現實主義的論點、辨述與反思」為題，以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異同，帶出對結構現實主義的討論。根據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是由單元層級和結構層級組成，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結構中，國家追求安全的集大化，權力則是國家的手段，各國因為能力不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造就了不同的國際結構。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兩極體系中，兩極的重大利益明確而且警覺性高，會以危機處理取代戰爭，是最穩定的國際架構。
包教授在論文中介紹及比較了與結構現實主義密切相關的守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與攻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也提出新自由主義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挑戰。理論層面的挑戰並不代表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兩極化的辯論，它們分享了認識論、集中在相似的問題，並切共同支持國際關係中的一些假設，所以是一種模式內的辯論（intera-paradigm debate），理論之間的對話也有助於學術社群獲取更好的研究成果。
鄭端耀教授以「搶救權力平衡理論」為題，重新詮釋在後冷戰時代中受到最多批評和貶抑的權力平衡理論。新現實主義對於權力平衡的辯護有三種途徑：在國體系際層面，權力結構轉變只會影響國家的行為，和平並不會改變政治的本質；在權力層次，權力平衡是從權力的基礎出發，後冷戰時帶隊權力的認知發生變化，所以對權力平衡也會有心的認知；在制衡策略的部份，論者以為制衡的行動已經發生並且持續進行，只是採取的形式不在只是傳統的軍事手段為主，軟性制衡與防範的策略更加適用於當今的國際關係體系。
鄭教授在論文中指出兩點發現，其一，幾乎所有不同觀點的現實主義學者，都為權力平衡這個現實主義的核心內容辯護，搶救權力平衡就等於是搶救現實主義；其二，在重新詮釋的過程中，嚴謹的新現實主義被鬆綁，使得權力平衡理論形成多元發展的面貌，因而失去簡約與邏輯性，讓新現實主義在未來面臨越來越難適用的挑戰。
張亞中教授在評論中表示，隨著時代演進與國際政治環境變遷，權力平衡理論是搶救不了的，文明衝突論才是最能解釋未來世界的理論。在多元的世界格局中，我們不應該再因為區分學派爭論不休，應該要將各家論述融會貫通，共同解決世界的紛爭，並且重新認識世界文化的歧異性。林正義老師認為目前國際關係研究重理論而輕現實，缺乏案例分析，時常忽略全球化對現實主義理論的挑戰。在分析當前國際環境時，必須更加留意中國的意識形態、武力以及經濟力量的影響，這個世界不只有華盛頓共識，還有北京共識。
第二場 自由主義
第二場的討論由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的林碧炤教授主持，三位發表人分別是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曾國祥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徐斯勤教授，以及中正大學戰略研究所宋學文教授。兩位評論人分別是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鄧中堅教授，以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邱坤玄教授。
曾國祥教授以「古典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與國際關係的對話」為題，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對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二元分類提出反省與檢討。曾教授認為，在理論上，國際關係與政治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思想合體，在歷史上也同樣源自近代自然法。從思想史的視野，今天所泛稱的古典自由主義，在人性議題上存在著長遠的敘述傳統，並逐漸形成「帝國主義」與「懷疑主義」兩根支柱。
曾教授在論文中簡介了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與康德的國際政治思想，扣住人性論題與殖民經驗，討論了反思自由主義的主流史觀，認為古典自由主義同時影響了現實煮一語理想主義的歷史起源，並且根本的註定了理想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脈絡。
徐斯勤教授的論文題目是「新自由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徐教授整理了臺灣及中國現有的文獻，將重點放在與既有文獻相容且互補，但文獻中相對稀缺的介紹方式與相關背景，以發展教科書的脈絡，重新梳理新自由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內涵與論旨，以及近年來的研究議程發展。
經由比較與歸納文獻的觀點，徐教授認為，在研究對象與概念主軸上，新自由主義係以國際制度為其特色，與以互賴、整合、民主為主軸的古典自由主義途徑不同。徐教授以此做為進入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脈絡，並聚焦於賽局理論中囚徒困境賽局的推論邏輯，開展討論關於國際制度角色與功能的核心論點。在結論中，特別提到了理論與經驗研究議程的新發展，作為回應新自由制度主義受到的批評、提昇對於國際制度本身如何運作的認識，以及反應不同理論典範之間融合匯流的自然趨勢。
宋學文教授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過去、現在、未來」為題，探討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特性，並提醒學子們「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不是完全相反、對立的兩個理論途徑，現實與自由兩大陣營的對話、互補、異中求同，表現在晚近二、三十年間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界強調整合的研究方向。
透過追溯新自由制度主義在自由主義圉限時主義大陣營的歷史傳承，可以更清楚新自由主義如何透過「制度」提供自由與現實主義之間對話與中介的功能，使得「無政府狀態」不再只是悲觀地朝國際衝突發展，得以朝向國際合作邁進。從一次大戰之後的國際聯盟，到今天聯合國與歐盟的發展，都見證了新自由制度主義在國際政治中的實用價值。即使全球治理的挑戰依然存在，恐怖主義、全球暖化、人類安全等議題，也可以作為下一波新自由制度主義研究的重點與契機。
在鄧中堅教授的評論中，對前述討論都觸及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面向，探討理論對於人類發展的關懷與轉折表示贊同，但提醒這三篇論文都較少觸及經濟自由主義的討論，在論述層次上也多選擇陳列，並未賦予理論新的生命與詮釋。邱坤玄教授以結構現實主義的研究觀點探討三篇論文，認為曾教授像是國際關係的心理學家，對於「人」的因素深入思考；徐教授對於未來研究方向的探討，是全文的精華；宋教授對於學派的分類方法清晰，也將會是讀者們討論與思辨的重點。
第三場 反思主義
第三場的討論由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王業立教授主持，第一篇論文「國際關係規範理論」由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陳牧民教授，與佛光大學政治學系林炫向教授聯合發表；第二篇由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莫大華教授發表「國際關係後現代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立場」；第三篇「女性主義/國關理論：若即若離抑或各行其道？」由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黃競涓教授發表；第四篇由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汪宏倫研究員，發表「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
陳牧民與林炫向教授期許自己以規範理論挑戰實證主義的學術霸權。論文以政治哲學、理論層次與實質議題三項發展，結合政治哲學家以及國際關係學者對於規範理論的研究，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學界本身雖然不乏規範議題的探討，但主流學派更關心的是國際規範是否具有約束力、規範的作用、以及規範的形成變化的過程，著重於「社會性」而非「規範性」的層面，直到冷戰結束後，一些主要活躍於英國的國關學這，才開始將理論的關懷帶入這個領域。
由理論的實際發展歷程來看，國際關係規範理論在政治哲學層次發展成熟，但因為哲學性太強，對國關學者能做的貢獻有限；規範理論在理論層次的成果比較依賴政治哲學，國關學者若能持續耕耘，可以就本身已有的理論資源，進一步提出規範立場；在實質議題層次，國關學者可以拿議題來檢驗政治哲學和理論的論述或途徑。
莫大華教授認為，建構主義理論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強調相互主體知識的本體真實，以及此真實的知識論與方法論的意含。建構主義是當前國際關係理論中成長最快速的理論，其內部知識論爭論與焦慮，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知識論主張，豐富了理論的多樣與多元性。其中，反對知識論或主張知識論無政府的後現代建構主義，是以後現代主義理論或後結構主義理論作為知識論基礎的建構主義，以激進的主觀否定科學知識獲知是基礎的存在。
莫教授的文章主要探索了國際關係後現代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主張，以及理論的影響與限制，並提出批評。莫教授依據不同的知識論主張來分類主流現代建構主義、非主流的詮釋建構主義，以及激進建構主義三類，依照這個分類來理解後現代建構主義理論在整體建構主義理論中的知識論定位、方法論的研究，最後分析了未來的研究方向。
黃競涓教授認為女性主義者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性別帶進國際關係理論，企圖改變國關領域偏剖議程的精神。臺灣政治學界普遍對女性主義國際關係感到陌生不解，容易因為生活中的刻板印象，影響對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的認知與評價，直到近幾年，才在課堂上及教科書中有比較多元的認識。
黃教授從西方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學界的歷史發展、代表人物及其主張、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貢獻、與主流國關理論的關係、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內部的反省與爭議，做了深入淺出的介紹。從論文中可以看出女性主義與國關理論有時可以並行，有時各行其道。展望未來，由於女性主義常常充滿了顛覆現狀的批評立場，以及追求正義的政治意圖，從而使得女性主義國關學者得以將大量充滿想像與創意的學術著述，豐富國關研究的面向。
汪宏倫教授以「外人」自居，精彩論述了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意外的交集。相較於歷史社會學拒絕以工具化的方式理解當下歷史，國際關係理論的議題設定叫缺乏歷史縱深，兩相結合之後，可以幫助研究者得到更寬廣的視野與堅實的基礎，來形成問題意識與研究議題。在社會面，歷史社會學也可以為國關理論帶來補充，並解決主流社會學與國關理論受到實證主義影響而有非歷史化的傾向。
汪教授提醒我們，研究的重點不在於科學的界線，也不在知識的系譜，更不在那些繁瑣炫目的理論框架與概念術語。學習如何面對當前的共同問題，有效地理解，並且改變這個世界，才是學習理論的首要任務。
這一個場次的評論及發表人在理論層次上有非常多交流，也充分展現出反思主義多元多樣的關懷。袁易教授以本體論的主客觀性，以及認識論說明與認識層次，將國際關係理論的流派定位分類，將反思主義定位在主觀、重視理解的象限。宋學文教授鼓勵反思主義學者的研究精神，以目的性較明確的途徑，透過對世界的重新思考，延續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
第四場 社會學派批判性理論發展
第四場的討論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吳玉山主任主持。四篇論文集發表人分別是：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洪鐮德教授發表「馬克思主義與國際關係的理論--歷史的回顧與當前的論述」；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姜家雄教授發表「英國學派」；臺灣大學政至學系石之瑜教授發表「文明是國際關係理論的議題嗎？--亞洲學派的不/可行性」；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袁易教授發表「社會建構論」。
洪鐮德教授的論文對於世界體系理論、依賴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理論的影響都有很完整的論述。洪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唯」物主義，它對世界還有許多心靈層次的關懷。馬克思主義重視人本，這種以「人」建構的關係，談的是「全人類」的解放，跟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強調「國家」為主是不一樣的。
馬克思談的是幾千年的歷史哲學，國際關係談的則是「現世」。馬克思了不起的地方在於其對政治的獨到分析，認為資本主義是造成歐洲外交活動的起源，而事實也是如此。國際關係理論者關心當前的議題，所以不喜歡馬克思談的歷史長流， 各方撻伐馬克思主義把人類文明發展化約為階級問題，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因此傳統老馬、俄馬、西馬在國際關係理論中被視為異數，在蘇聯垮臺之後，影響力力衰，但隨著西方學界對世界政治採取批判理論的態度，歷史結構以及現實發展的緊張與衝突，使得馬克思主義在可預見的將來仍不會消失。
姜家雄教授介紹了大家比較不熟悉的英國學派。關於英國學派的發展，以及學派的內涵，學者之間一直沒有完整的共識，主要概略集中在「國際社會」的研究、反科學的方法論途徑，以及對規範性理論的興趣。
英國學派的面臨的考驗是缺乏一致性與學派共識，學者之間的意見甚至可能互相衝突。應用在現實的國際關係中，常常僅能侷限在歐陸的國際發展應用。英國學派想要居中成為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的折衷，但在美國學派當道的國際關係理論社群中，反而變成了邊緣學派，僅能對美國學派較少觸及的文化、人權、人道干預等議題做補充。
石之瑜教授的文章由中山大學博士生陳柏宇代為發表。在國關理論範疇內的地方性學派，追求的是完善解釋現有理論所無法解釋的亞洲國家行為，這也是英國學派對於亞洲地方性學派充滿興趣的原因。在發展地方性學派的同時，溢出歐陸傳統而上升到文明層次的對話，進而賦予主權國家不同的文明任務，或開展初主權國家以外能動者身分，則非英國學派可以事先預期，但亦非英國學派必須反對。
在主流國關理論裡面，似乎找不到讓東亞學派發揮的空間，目前研究非西方國際關係主義比較成熟的是中國及日本，其他亞洲國家中，韓國及臺灣仰賴歐美理論甚深、印度的研究資源主要由官方主導、澳洲則缺乏學派意識，因此亞洲學派的建立並不樂觀。
袁易教授將自己的論文定位在分析西元兩千年以前的社會建構論，兩千年以後的論述則由莫大華教授接棒。袁易教授透過重新閱讀三本書，闡述社會建構論的發展。1989年奧努弗（Nicholas Onuf）「我們造就的世界」（World of Our Making）一書，正式引介了社會建構論的概念，恰如其分的把國際社會從冷戰和國際關係學科爭論的雙重焦慮中解放出來。
1989年克拉托赫維爾（Friedrich V. Kratochwil）與奧努夫共同發表了「規則、規範和決策」（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的代表作，認為主流理論沒有處理國際政治的規範特徵，主張國關理論應該重視知識論的探討，探索規則、規範如何支配人類行為以及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作用。1990年溫特（Alexander Wendt）「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問世之後，社會建構論才為國際關係理論學界普遍認可，正式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形成國關理論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莫大華教授在評論中表示，社會建構論在搶奪一種新的論述空間，它選擇走中間路線對無政府狀態有新的理解，調和了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論以來所面臨的難題，並體現了跨學門學科整合的具體效果。然而社會建構論是對文化結構充滿理想的理論觀點，它的風格很容易把初學者引入一個陌生而且抽象的世界，老師們的作用是引學生入門，學習者必需要有更大的耐心，才能進入這個世界。黃競涓教授笑稱自己是一個會批判的買辦，仍然在玩西方主流的遊戲。黃教授提醒我們，在探討非主流學派的過程中，要問問自己是基於自尊對抗主流，還是在探討一個真正有特色而被忽略的思想體系？對於多元的觀點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放下主觀成見，才能對新世界有更多樣的認識。
第五場 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延伸及超越
最後一場會議由包宗和教授主持。四篇論文發表人及論文題目分別是：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吳玉山教授發表了「權利移轉理論：悲劇預言？」；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林碧炤教授發表「外交政策理論與制定之分析」；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朱雲漢教授發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超越與突破」；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曹俊漢教授發表「全球治理下國際關係的心思維」。
在中國崛起之後，權力轉移理論受到更大的關注。吳玉山教授在論文中首先探討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接著將權利轉移理論與其他的層級理論，以及主要的現實主義理論做一個比較，最後探究權力轉移理論如何適用於當代的核心議題--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權力轉移，論文一方面分析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會不會產生對抗與衝突，另一方面也探討國家意圖所扮演的角色，並檢討如何改善權力轉移理論。
根據吳教授的研究分析，權力轉移時的和戰係於現狀霸權是否願意提高制度彈性，讓新興強國登堂入室，關鍵在於現狀霸權本身的意圖。過去英美之間的權力轉移之所以沒有發生戰爭，在於英國所佈置的秩序有高度的彈性，可以容納美國在其中興起，然而，英美在人種譜系、民主自由與市場價值的共通性，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中是不存在的。
林碧炤教授長期關注於外交政策的研究，他發現傳統外交政策的研究屬於國際關係領域，並不是公共政策或政策科學的研究，但是近二十年來，外交政策朝向社會科學化和政策科學化的領域發展，變成一門多面向而且科技整合的學科，因此需要發展新的分析模式，提升理論的內涵。
林教授在會議中沒有發表論文，只是利用這個機會勉勵與會者：當間世界有太多重要的學者，他們的重要著作都是從碩、博士論文開展出來，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林教授提醒後輩，碩、博士論文要好好思考，有多一點機會與老師們討論，挑選一個跟研究興趣有關的領域好好發展。
朱雲漢教授的論文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冷則剛教授代為發表。朱教授在論文中對國際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整體的反思，並對主流觀點提出修正與評估。當前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越來越科學化，符合實證主義典範下的演繹因果推論與假設驗證要求，在理論與方法上更單一化而且研究議題越來越窄化，關注歷史經驗的跨度越來越短暫，因此也就越來越不具備解釋與分析全球秩序變遷的能力。
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對於重塑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有幾個重要的趨勢仍缺乏知識上的準備，例如美國主導的單擊體系迅速隕落、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經濟自由主義式微、多元現代性格局湧現、環境與生態政治論述躍升等，大多數的美國學者無法預見G20迅速形成與G8的沒落、非西方國家在哥本哈根會議挑戰西方國家、中國模式挑戰華盛頓模式等等，這些現象都意味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內部必須產生新的理論，透過理論重組與典範競爭，才能有效回應二十一世紀的知識挑戰。
曹俊漢教授以全球治理的觀點挑戰傳統國際關係理論，重新檢視國家的角色與功能。在傳統國際關係的系絡中，公部門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全球治理的國際關係中，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這四個部門，扮演了同樣關鍵的角色，他們的影響力發生在議題建構、規範達成、規制創造與執行誘因上，四個單位各自的利益糾結，也造成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互動。
曹教授鼓勵年輕學者，學術思辨沒有輩份的問題，要勇於挑戰舊思維。時間越久能夠思考得越多越詳盡，你的理念也越有機會永續經營，但要時時反省才能跟上時代的變化，一方面要瞭解國際關係的新思維，另一方面也要有解決新問題的能力。曹教授建議國際關係要另闢一個全球治理的研究途徑，省視全球治理之下這些新角色單元的權力來源，以及權力用作的方式，才能有效的發展理論與實務之間的應用。
李明教授在評論中特別關注權力移轉理論對中國崛起的適用性，並比較理論之間適用性的優劣。蕭全政教授呼應蔡政文教授在專題演講中提及的小國現實，認為臺灣面對世界環境變遷，我們需要更多能夠解決生存問題的區域研究幫助我們思考。這四篇論文是把理論的變化放在國際政經的脈絡，把理論和思想作為分析的工具，是非常有效回應國際現世的研究。
結論
蔡政文教授在第五場的學術討論之後，再次感謝各位專家學者們兩天的參與。這是一場國際關係學界的盛會，有大家齊心協力共同組織，才能成就今天的相聚。蔡教授再次期勉各位與會來賓與學生們，面對相互依存的全球社會，我們要學習並且提昇自己揀選資訊的能力，以更長期的努力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假如我們無法為理論創新，那麼也要有這樣的使命感，用既存的理論解決問題，為臺灣的未來找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