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教授
羅惠君（97，臺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訪談撰稿
張登及老師1987年進入台大政治系政治理論組就讀，1991年畢業。1994年復畢業於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主修政治理論）。1996年服完兵役後考取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2002年7月取得政大東亞所博士學位。其後赴英國雪菲爾大學，並於2007年6月取得該校政治學博士學位。同年8月應聘於中正大學戰略所專任助理教授至2010年2月，開授「中共外交與安全戰略專題」等課程。研究興趣為中共外交史及外交政策、國際關係理論、中共黨政等。目前在系上開設的課程包括：「兩岸關係」、「中國學的知識社群專題」。
Q. 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大學時代的生活？參加過什麼社團或特別的活動？
我記得我在大四的時候曾經參與創辦兩個社團，一個是我自己規劃創辦的「中國大陸事務學會」，另一個是與政治系系友張國城（1988年國關組）共同創辦的「蘇聯與東歐事務學會」，這兩個社團都是在1990-91這兩年間創立的，合稱「兩會」。同學們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創辦這樣的團體，特別是學校已經有大陸社這樣歷史悠久的社團。我們覺得當時校內對中國大陸、蘇聯、東歐與整個巨變中的國際現勢，研究風氣並不盛。特別是國際政治與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的研究領域，值得單獨成為一塊學術探討的對象。而且當時兩岸官方與民間開始有所接觸，所以我們覺得中國問題研究，應該具體結合中共歷史與大陸時局。還記得當年我們曾使用過男四舍球場後面，搬離的變電所廢棄空屋當社辦。後來又「長征」到研究大樓地下室，最後才搬進「三研所大樓」地下室的社團辦公室。兩會還曾到總區辦有關蘇聯問題的演講，聽眾很少，情況非常困難。很榮幸地，在歷屆學妹學弟努力以及該會指導教授石之瑜老師不懈的幫助下，中國大陸事務學會直到今天仍如常運作。它的「讀書會」活動還曾被報紙介紹過。蘇聯與東歐事務學會卻沒有那樣幸運，可能是因為蘇聯瓦解了，創始會員陸續畢業，大家慢慢也生疏了—所以成立四、五年後，就停止業務。近期聽聞有同學思考復社，並把前蘇聯各國、東歐及現存之社會主義國家與團體當作探討對象，我樂觀其成。
Q. 所以老師在大四的時候就已經對學術產生興趣了嗎？有沒有受到哪些老師特別的啟發？
最早的啟發應該歸功於大一教我們政治學的呂亞力老師吧。他不疾不徐、氣定神閒的上課方式，特別需要學生提問，才能挖寶。而我與幾位目前已經任教的同窗，就時常提問。我們至今都很懷念他。後來我是對國際關係、國際政治、中國大陸研究這些領域特別有興趣，自大二起便陸續修了許多明居正老師所開設的相關課程。明老師也是後來蘇聯與東歐事務學會的指導老師之一。我記得明老師特別為該會開辦「列寧選集」每週夜間讀書會，地點是研一教室，選讀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論左派幼稚病」等十篇重要文獻，這在當時是非常前衛的。雖然參與的人不多，但會員們都學到很多。我後來能順利考取重視「共黨理論」的政大東亞研究所博士班，參加這個讀書會功不可沒。
我記得石之瑜老師是在我考取碩班前後回校任教的，他還出席了中國大陸事務學會的成立大會，對學會投入了極大的心力。他引導大家用批判性的思維看待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啟發了很多後來的會員。所以這兩位老師對我研究興趣的形成，都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還有，當時台灣學界掀起了一股「韋伯熱」。我有幸在本校修讀了社會系與三研所（後改國發所）顧忠華、張志銘等老師的相關課程。石老師當時開的課也探討了儒教與東亞資本主義的關係。為此我還參加了法律所江玉林校友等組成的韋伯讀書會。連同本系蕭全政老師看待「社科方法論」與「歷史」的獨到見解，對我日後看待「社會科學」的態度影響深遠。最後應該提一下我在政大的學習。東亞所本來就有研究「中共黨史」與「意識型態」的傳統，加上博導邱坤玄老師特別講求「推論簡潔、格式嚴謹」的國關研究，使我台大訓練的基礎上又增添了兩個優勢：共黨黨史與國關理論。
Q. 是什麼原因讓老師決定走上學術這條路呢？
在我們那個年代，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會關注社會科學，主要是關注國內外社會、政治的動態，並且希望以有系統的角度加以研究。具體說，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當時國內氣氛的改變。我們知道過去是一個政治上比較緊縮、高壓的時代。但正是因為如此，當它進入到一個轉型的過程時，不管是由於控制上的放鬆也好，還是人民對於改革的迫切需要，就會引起很多人、尤其是年輕同學們極大的興趣。而我們也知道當時的高等教育不像現在擴張、膨脹得那麼迅速，這比較容易使當時占據某種知識優勢的一些大專院校的年輕學者或同學，對於社會政治投入更多關注。也因此迫切地需要一些學理來自我加強、自我武裝，進而去分析社會上的種種變化並付諸實踐。我想這是大環境的影響。另外還有一個現實上的原因，自然是考慮到未來生涯規劃的問題。當時我以及一些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同儕們都認為，對社會現象進行一種科學的研究不僅在知識上能得到自我滿足，對生計穩定也有幫助。這些條件和情況當然今天會有所不同，比如說現在有高教膨脹、或者坊間所謂「大學高中化、技職化，碩士大學化」、「少子化導致學生來源遞減」等等現象。所以同學們今日若有志於學術，大概要有更強的意志力和決心吧！但至少這是當時我為什麼會投入政治學，特別是國際關係、中國研究的主要背景。
Q. 老師為什麼要讀兩個博士學位呢？
在我那個時代，讀兩個博士學位其實是有點不合常理。我的第一個博士學位是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取得的。當時跟我同期從東亞所畢業的，或是在我上下一兩期畢業的這些好朋友，他們後來都很順利地找到教職。不少人現在的表現非常傑出，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貢獻良多。可見好好念，國內的博士學位與訓練是很有價值的，絕不遜於國外的學位才對。我會到英國再取得一個博士學位其實是因緣際會，簡單來說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畢業的時間是2002年7月，那個畢業時間點很不容易找工作。要申請教職的人會注意到，每個學校在開徵教師的時候，通常都要求在8月1號到任，那在7月底畢業的人，就沒辦法趕上當年的聘任申請，必須再等一年，所以我畢業的時間點有點青黃不接。第二個原因是當時我太太剛好申請到英國文化協會的碩士獎學金，可以到英國留學。而我對英國的印象也還不錯，所以若一起到英國念書，不就可以省房費與生活費？最後一點是，留學英國不需要考托福和GRE，因為我覺得以我那麼大的年紀，還要再重新準備這兩項考試，時間成本是很划不來的。相反地，英國要求的雅思(IELTS)考試，內容比托福和GRE單純許多，我就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和我太太一起考了IELTS，也試著申請一些學校。後來我將申請情況與石老師和政大的邱老師商量，他們都很鼓勵我出去闖闖，是這些原因我才會到英國去。
Q. 老師自1987年進入台大政治系就讀，到2007年拿到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這20年的求學歷程中，最令老師感到驕傲及沮喪的事各是什麼呢？
我覺得倒沒有什麼特別值得驕傲的事，因為我覺得如果在人生很早的階段在某些事情上感到特別驕傲，現在再回過頭去看，都會覺得蠻膚淺的。譬如說我在碩士畢業的時候，也覺得自己的論文寫得不錯。但是，沒有多久我再回頭去看，就覺得非常慚愧。
沮喪和挫折的事倒是蠻多的，包括在論文的寫作上，不論是國內的論文或國外的論文。我記得在政大東亞所就讀博士課程時，前兩年學校還有必修課跟資格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門必修課要求相當嚴格，是姜新立老師的共黨理論，主要是講述社會主義中主要流派的思潮。有時在課堂上會受到老師嚴厲的指正，認為你不夠努力、你在偷懶等等，甚至有同學必須要重修。另外像我在英國求學時，剛開始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寫作上以及論文的構思上也常常被老師打回票。總之，我相信許多同學會把出國讀書當作一個重要的選項之一，但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這是一個漫長的戰役，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你一定會有一些時間是非常非常低潮的，譬如成績不獲肯定，或者寫出來的東西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不被教授理解，或者自己真的沒準備好。據我所知，有三成的人最後可能因為沒辦法撐下去，或因經濟因素打退堂鼓，有的還發生身心不適的嚴重情況。在這個過程中，我當然獲得了家庭、朋友以及過去老師的支持，另外更重要的是，對於當初承諾自己要去追求的目標要有執著感，要有一種堅定的意志。其實在出國前就要綜合評估這個決定是不是理智的、是不是真的是你要追求的目標，一旦決定了就要義無反顧地去做，不要三心二意。
Q. 到英國研究中共外交政策是很特別的，為何會有這樣的選擇？有什麼樣的幫助或侷限？
像我先前提到的，到英國讀書是因緣際會，並不是很早就設定要去英國。我在英國先後有兩位指導教授，都不是「中國專家」。她 / 他們一位是做蘇聯外交、「新戰爭史」與女性在戰爭中的角色，另一位是做國際政治的本體論。這種組合對我也有好處：較多另類觀點。現在研究中國外交，理論切入點和出國目的地的選項當然都是更多了。早期要研究這個領域應該還是以美國為主，但現在像澳洲的中國研究也越來越重要。英國雖然是一個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有很深厚的國際政治研究傳統，但中國大陸研究也是近年來才興起。英國傳統的國際政治研究以邱吉爾「三環外交」的範疇為主：美英關係、英歐關係、大英國協。對於「亞洲」，她的強項只到印度和星馬等地，最多加上「英日同盟」的日本。但90年代末期隨著中國崛起、東亞國家逐漸在世界舞台扮演重要角色，英國也逐漸重視東亞的研究。我到英國的時間是2003年，大家所熟悉的中國崛起的現象在90年代末期就已經廣受討論。大陸也在雪菲爾大學的東亞研究院成立「孔子學院」。過去東亞研究院的研究以日本為主，韓、中研究則是比較邊緣的；我到英國後不久，中國研究則成為他們的核心，他們後來甚至請了大陸出身的學者主持院務。此外，英國的亞洲和中國研究比較重視歷史與理論的反省，社科結合考古甚至藝術、音樂、語言等領域的也不少。總之，「實證」性與「行為取向」沒有美國那樣強。這樣的特點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論。一句話，到英國和英國協國家研究中國問題，現在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Q. 對系上同學的期許？
台大同學確實要珍惜台大這個環境，因為台大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學校占據了許多優勢，包括地理位置、教師陣容、軟硬體設備、在國際學術圈中綿密的學術網絡等等。其他學校所能享有的資源與台大相比，真的是弱勢不少。所以我們除了要珍惜能獲得的資源，更要具備「責任」感。不只是傳統上所謂「愛國愛人」的責任，我覺得更多的是對自己負責。
Q. 政治系的同學有時覺得自己學了很多，有時又覺得好像什麼都沒學到，老師有什麼話可以鼓勵同學？
同學們在一開始可能會覺得，好像在政治系每一個科目都學，但每一種科目又都沒有其他專業系所學的那麼深。但是長期而言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好處，第一，政治學的訓練可以為學生開創更多元的生涯選項，而且更能培養學視野的廣度、深度與綜合協調的能力。相反地，如果在17、18歲剛考上大學時，馬上就進入到一個相當專門的領域，反而會限縮視野。我們具備「博雅」的優點，有些美英的大學學制也是如此，比如「學士後醫」的制度。同學們到大三、大四或是研究所後會發現，包括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是常被政治學引用的方法和理論的根源，我個人就認為政治學從這些學科中得到很多東西。譬如前面聊過，我在大三、大四、碩士班時修了很多社會學的課，到現在我都覺得受用匪淺。
還有就是思想史，常聽到一種很錯誤的說法，說它不屬於經驗領域，所以日趨貶值；這種判斷是非常膚淺的。仔細反省就會發現，許多現在討論的熱門議題，包括政治權威、國際秩序、主權等等，許多都曾被「以前」的中外思想家們討論過，今人的論說未必超前多少。正好這些思想家都是「博雅」的，不是「某某學家」。記得我們以前讀過薩孟武先生的「政治學」，它就結合了法學與思想史；還有蕭公權先生的中政思，都非常有意思。
我想同學們有人生最寶貴的四 / 六年，應該廣泛地讀，深入地想，哪些「知識」對自己有吸引力、使你心嚮往之。然後步步為營攻打進去，據為己有。此後無論是深造或就業，誰都拿不去終身屬於你自己的寶貴資產：鑑別資訊、享受知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