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季廷教授
張瀚文（97，台大政治學系碩士生）
一、首先想先請教老師求學的經歷
我在1996年進入台灣大學法律系法學組，因為對政治系的東西有興趣，因此輔修政治系的國際關係組。在大學時期，除了國際關係方面的課，我對其他的政治系課程也滿有興趣的，像吳玉山老師的政治社會學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研究所則是念國發所，當時的論文題目主要跟公民投票有關，因為我對憲法、公法和政治理論的連結也很感興趣。碩士畢業當完兵以後，則是進入康乃爾大學念法學碩士跟博士，碩士論文是以美國總統的行政特權為主題。而博士論文則是以質化與量化的混合研究方法，討論美國總統的戰爭權；有一部分當然也會與國際公法的戰爭法有所連結。
二、請問老師在大學時期曾經關心過哪些的議題或參加過哪些社團？對您有什麼影響？
當時社團參加了好幾個，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系上的兩個社團：第一個是系學會，我當時負責學術部，所以需要寫台大法律學刊的論文。1996年桃莉羊和基因工程的議題剛好出現，我對這個議題很新很有趣，再加上本身對憲法的興趣，所以就寫了一篇基因工程和學術自由關係之間的一篇文章。這個經驗對我影響很大，尤其是寫作當中的研究寫作過程。
第二個社團是法律服務社。其實內容不是以公法為主，因為前來諮詢的大多為民商法的問題，但這是一種訓練自己碰觸實務的過程，這兩個社團的經驗讓我期許在未來，理論跟實務應同時兼具。
三、以自己過去修課的經驗，念法律跟政治科目的讀書方法似乎不太相同，不知道老師在同時
修習法律系跟政治系的課程時有什麼心得或感想？
過去政治系的老師常說法律人「見樹不見林」，政治人則可以看到概括的現象，那時不瞭解是什麼意思，後來發現台灣的歐陸法學教育比較偏向法條的解釋學，法社會學層面的教學比較少。但在受到美國的教育後，發現他們比較多強調實證跟行為科學的層面，當用這種經驗的層面看法律時，可以發現法律跟政治是能夠一以貫之，或者說相互補充的。
四、請問除了社團經驗，有哪些其他因素導致老師走向學術的道路？
讀書會的討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1995到96年的台大校園，算是學運世代走向末端的時期。不過，有些後續的相關議題，像是批判民主轉型的過程，常在課堂或是讀書會上討論到，這些討論對我都有相當的影響。而在上研究所後，我發現自己相當喜歡在讀書會討論時，和同學經歷的思辯過程，這也啟發了我在學術研究上的熱情。還有，我每次在寫學期報告的時候，發現我就是單純的喜歡那種寫作的過程。
五、請問老師在大學時期的修課有哪些難忘的經歷跟收穫？
首先是政治系的課程，當時政治學的啟蒙是因為呂亞力老師的授課，那時對政治有興趣，但還不知道政治是什麼，而呂亞力老師撰寫的政治學相當完整，跟我法律系的背景也有所連結。
其次是法律系的課程，有一堂課是林子儀老師的憲法課還有言論自由。當時解嚴還不到十年，才剛取消事前審查制度，出版法才剛被廢除，集會遊行法的大法官解釋也才剛出來不久，所以當時大家對於言論自由的界限還在懵懵懂懂的階段，像是猥褻性言論、商業性言論等一些平常會接觸到的，當時可能還不知道用什麼視角去看他，而透過這堂課，讓我發現美國憲法解釋方法的多元。
還有一些選修課，有一門課是陳聰富老師開的法律與社會，這堂課相當關鍵，對我在法社會學或法律實證方法的層面有著很大的影響。這堂課在當時算是比較新的課，因為法律系比較不談數字，經驗的問題也比較少。當時他把經驗方法的文章帶進法律系，我們看到要怎麼做問卷調查，再來就是要如何把大量的數字轉換為法律上的意義，像是民法中的損害賠償，比如說賠償的金額大小跟案件類型的關係，當時老師有些文章就是關於這個議題，這個問題也一直深植我的腦海。後來在法理學這堂課時剛好讓我有機會做問卷調查，雖然東西很不成熟，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當中也啟發了我對行為科學的興趣，因此後來在美國時，我的論文就使用了量化來做研究。整體來說，在大學時期的修課，一來是研究方法，二來是早期的課程讓我對美國憲法產生興趣，這些都對我往後的學習過程都有相當的影響。
而在台灣上研究所時，指導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湯德宗老師因為也是留美，所以讓我能更深入地研究美國憲法。當時老師的比較憲法專題讓我不需要用大學時的思考方式，而是用政治的思考模式去解決法律問題，我這堂課的期末報告就是寫公民投票，後來也變成碩士論文的題目，那時我是用Robert Dahl的民主理論去寫的，也算是第一次將政治與法律結合的具體行動。
在美國唸書的這段時間，當然可以更有系統的學習美國的憲法和行政法理論。而且，我的指導老師們在分析問題的方式，幾乎都會從政治理論、甚至政治心理學著手，一開始真的是衝擊很大。另外，法學院提供了法律實證研究，還有社會科學與法律的課程，這兩門課有系統的引導我進入法學實證或量化的大門。
六、請問老師在留學的過程中有遇過哪些困難？
一開始會發現有語言的問題，但我相信通常在兩三個月之後可以初步的克服。最主要的問題還是思考方式的不同。一來我念的是比較偏政治的憲法和公法，他有自己的歷史、社會、文化跟政治背景，因此牽涉到一個人在哪個國家經歷政治社會化。所以在思考他們的法律或政治問題時必須「換一個腦袋」，要改變在台灣所經歷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以他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這需要長時間地轉換，才能抓到他們的思考模式。
要解決這樣的困難，最主要的方法還是念書，先了解相關的理論，第二個方法則是透過社會媒體。在台灣比較少強迫自己天天接觸他們的媒體，而在美國則可以透過媒體直接了解社會當時所關心的議題。第三個方法則是多參加演講，法學院每天中午，有時候都有兩三場以上的午餐演講，可以選擇有興趣關心的議題去聽。第四個方法則是看選擇了怎樣的學校，像康乃爾因為坐落在比較鄉下的地方，所以師生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密，跟老師也比較容易有互動跟討論，相較於在大城市，像紐約跟DC，可能就比較困難，但在大城市也比較容易有實習的機會。
七、請問老師為什麼決定來政治系任教？
一來以前在政治系修課時認識了很多政治系的朋友，發現政治系的同學非常多元，有各方面的背景可以討論，不一定限於學術上的，也包含生活各種方面的，像是如果想討論戲劇或古典音樂。在政治系的同學比較多會參與這些活動，相較法律系同學的課業壓力比較大，參與的程度相對少一些。所以，政治系同學的多元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再來則是由於我自己的研究方法偏向經驗研究，我的論文除了使用量化方法，研究途徑則是審議式民主，因此雖然政治不是我的主要研究，但也是我持續關心的議題，我相信在政治系跟同學們的互動，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另外，如果要做量化研究，在政治系的學術環境也比較能支持我做這方面的研究。
八、請問老師現在的研究方向為何？對於未來的教學規劃為何？
我現在的研究方向比較偏向國際公法。在美國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戰爭議題，因為當時正在進行反恐戰爭。另外在台灣就讀研究所時也剛好發生了科索沃事件，有時會思考為什麼國際組織沒有具體作為，或是介入的時機很慢，也因此對於新人道干預的議題產生興趣。
另外在國際法討論戰爭的發動時，會習慣以傳統的聯合國憲章來處理問題，像是引用正當防衛權，但比較少將刑法跟正當防衛連結在一起，因此如何以刑法的角度重新建構正當防衛權也是我的研究方向。另外國際人權法也是我持續關心的議題。
再來則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憲法權力分立問題。以戰爭權來說，他的本質偏向國家安全的法治，像是反恐的相關防治、緊急命令或緊急權、或是外交權的分享三個層面。回到台灣，像是防災跟ECFA的簽訂，也跟緊急權以及外交立法權的分享有關，這部分也希望能反饋回台灣。
而在開課的方面，我這學期開了國際公法的通識課、以及研究與寫作。未來希望能開授國際人權法的課程。再來，我對國際法跟國內法的交界問題有興趣，因此希望開全球治理與國際法這門課。有機會的話，我也希望開跟恐怖主義有關的課程。
九、請問老師對於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同學有什麼建議？
其實台灣現在有很多給學生參加的學術會議，想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學可以多參與。在學校寫報告時，大多是學校裡的老師同學給你意見，但比較少讓校外的學術圈給你不同的角度做觀察，所以這部分可以多發展。另外就是讀書會，可以試著與理論結合做分析，也是很好的學習過程。再來，現在有許多國外的老師會將上課的內容分享到網路上，如果想跟上最前端的討論議題，可以多看看不同老師的網站，來觀察目前最新議題的發展。最重要的，多寫文章是很好的學習方式。
十、有些政治系的同學們可能希望雙修或輔修法律系，可以請老師在修課或唸書方面給這些同學一些建議嗎？
政治系的同學可以嘗試把政治跟法律結合。即便是比較抽象的政治哲學，像是效益主義跟民法有很多的相關，同學們可以在唸書的過程中試著做連結。法律看起來都是在研究原理原則，其實脫離不了生活的經驗，建議同學們在學習原理原則後可以應用到生活周遭。另外，同學們有了政治理論或政治科學的背景，對於修習公法課程也會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