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國關：現況與前瞻座談會
文／穆宇軒（政研二）
「歷史與國關之現況與前瞻座談會」來賓合影，左起唐欣偉副教授、陳欣之教授、張登及教授、廖咸浩院長、吳玉山院士、甘懷真教授、楊仕樂教授。
與談人合影，左為王元綱副教授，右下為李宥霆副教授。
一、前言
自 2015 年起，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中研院政治所與本系便持續共同主辦「歷史與國關」系列研討會，包含第一屆「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 2016 年「中國再起II：跨時、跨域、互動的觀點」、2019年「中國再起III：中國與鄰邊互動的歷史與現實」、2020年「歷史與國關IV：以古鑑今—大國逐霸，小國圖存」，再到 2021 年「歷史與國關V：權力轉移的膠著—歷史的視角」。 2022 年度座談會於 12 月 12 日舉辦，與會學者分析歷史與國關之研究現況，並對研究前景提供建言，會議也邀請到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蒞臨致詞。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致詞
二、歷史與國關之發展現況
第一個場次主要探討「歷史與國關」於臺灣、中國大陸與國際學界之發展。首先由中央研究院吳玉山院士以「『歷史與國關』在臺灣」為主題，表示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與對美國與西方霸權的挑戰，必然會推動新一波國關理論浪潮，例如「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與「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倘若西方國關學者能從歷史取經，則臺灣的研究者應當最能夠從歷史看今日的中國崛起。1970 年代，臺灣的國關學界曾出現「國際政治研究方法的爭論」，隨著美國行為主義盛行並對臺灣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科學派」在與「傳統派」的辯論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學界自此遵循美國 IR 非歷史與去脈絡化的傳統，歷史與國關涇渭分明。
吳玉山院士發表「『歷史與國關』在臺灣」。
然而，當今美中爭霸格局的興起，提供了兩個學門相互交流之契機。但與早期「外交史」、「國關史」不同，今日臺灣研究人員均熟悉西方國關理論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並試圖從歷史中抽繹出行為模式，而以歷史為經驗素材，經常從當代國際關係的演進大勢出發，建構假設，於歷史中求驗證，並探討對於今日之適用性，使臺灣的「歷史與國關」研究，能進入歷史，回到當下。
歷史與國關相關文獻，可透過「跨域/限域」與「跨時/限時」區分為四大類。現實主義理論與修昔底德陷阱屬於跨時跨域研究，而中國學派、朝貢體系、道義現實主義與關係理論等則屬跨時限域研究。這也產生「普適論」與「特殊論」在解釋國家行為方面，權力與文化因素何者才是關鍵變項之辯論。
「歷史與國關」的相關學術活動，搭起歷史學與國際關係間的橋樑，促進對話與互動。以歷史來發展國關理論，又以國關理論提供歷史新視角，並針對當今重大的國關議題進行探討，具有劃時代之意義，已獲學界與社會的關注。如何評估過往發展歷程、深化經驗與理論研究、加強學科聯結與互補、增進國際化及兩岸學術界的合作連繫、進一步結合國際局勢與理論發展，跨展影響力與培植獎掖新進，乃當務之急。
成大政治系陳欣之教授則探討「中國學派」在中國大陸發展之成就與挑戰。其首先闡述中國學派之定義與歧異，及該學派近年來之理論發展歷程，包含關係理論（秦亞青）、道義現實主義/清華學派（閻學通）、共生學派/上海學派（任曉）與天下學派（趙汀陽）等。中國學派試圖超越美歐中心主義思維，與全球國關的對話，以突顯後西方的多元性，拓展東亞與中國的國際關係實踐之意義，其強調本土學科自主性與理論自覺性。
中國學派不可否認地已累積不少成就，包含提出有別於美歐的國際關係典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且引起國際社群的重視與辯論。但亦有來自其國內之挑戰，諸如政治正確與政治審查，限制思維討論；未區隔解釋性理論與構成性理論；欠缺理論知識與研究方法的嚴格訓練，亦少人文底蘊累積的研究困境等。陳老師提出幾點未來中國學派之發展值得觀察之處。首先，中國大陸學者努力創建中國學派的努力，已受到全球關注，且有不少臺灣學者之貢獻。其次，研究案例多集中於春秋戰國，少部份擴及唐宋明清，以及朝鮮安南等週邊國家，缺少美歐歷史經驗的對映檢證。第三，中國學派的發展歷程，突顯中國的焦慮與追趕。隨著中國崛起，取代意識日趨明顯等。
美國西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系王元綱副教授從國際層次說明「歷史與國關」之發展現況。由於國關理論發展很大程度係基於歐美歷史經驗，但有些理論難以應用到世界其他區域，例如權力平衡論。因此學界試圖從歐洲以外的歷史經驗取經，藉著其他地區的歷史創造新理論和概念，例如亞洲或中國。在國際學術年會方面，美國政治學會（APSA）與國際政治學會 （IPSA）近年來也成立歷史與國際關係相關學門。
目前東亞歷史與國關之研究著重於朝貢體系、天下觀、霸權和等級體系等， 而在未來的研究議程方面，可用比較方法研究不同地區的歷史與國關體系，例如將中國和鄂圖曼帝國、羅馬帝國等進行比較。權力與意念的交互作用亦是新的研究議程。在戰爭與和平研究方面，權力平衡論、權力轉移論等還是很重要，那麼中國歷史也許可以對這些理論進行補充或是產生創新。
王老師認為臺灣學界若要有國際影響力，進一步發展歷史與國關並走向世界，首先要「Engage」，與國際接軌，點出研究與既有國關理論的關聯，提出這些理論的優缺點和可修正之處，並與理論對話。其次是「So what？」，明確彰顯研究東亞歷史的價值，創造新理論，修正舊理論。第三是善用比較優勢，我們以中文為主，語言和文化有優勢，也有自由的學術環境，反而中國大陸學界會侷限在「王道」、「和諧」、「和平崛起」等框架內，而臺灣的學術研究若透過英語出版，也更能被國際看到。
三、歷史與國關之研究前景
臺大歷史系甘懷真教授以「歷史學有什麼可以貢獻給國關：以天下研究為例」為題，透過小野妹子的「無禮國書事件」與馬戛爾尼兩個歷史案例，再度檢視天下觀、朝貢國與儒教國家。對於中國國際關係而言，小野妹子來使，此乃「蠻夷」朝貢，即中國與外國建立主客關係，雙方互換禮物，是為君臣。因此倭國「無禮」，中國僅需不與其建立君臣關係即可，而不須出兵討伐，故許多史學家口中「無禮則出兵」則是對於中國歷史錯誤之理解。馬戛爾尼使節團事件同樣為外交禮儀之爭。馬戛爾尼前往北京，則乾隆皇帝起初自然會將其視為朝貢國。甘老師認為中國為向心性帝國，外國前來朝貢或做生意即為朝貢國，與中國形成君臣關係。
學界經常討論什麼是國際關係的一個中國法則，而建構天下理論的重要元素之一是「禮」，這些案例不該過度特殊化，而應當與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性對話，例如權力關係。世界其實也是一體的，中國自古以來受到北亞部族與中亞城市體系國家的影響，甚至「無禮國書事件」、中國南朝與周遭鄰國亦和印度傳來的佛教有密切關係，這些發現對於天下秩序以及朝貢關係都能提供新的視角。
本系張登及教授以「典範共量問題的困境與前景」
為題進行發表。
本系張登及教授從典範共量問題探討歷史與國關之研究。國際關係研究在第二次大辯論後精簡了時間與社會脈絡以追求科學化並成就學科，導致與歷史「脫勾」，也刪節了「現實」。在國關多次辯論過程中，可觀察到以下轉移特徵：研究對象為個體化、原子化的行為單元及其特定的理論前提；歷史扁平化為資料點；以律則和模型取代理論解釋。但「新新聯合」產生的政策時常與現實和歷史脫節，政策專業低落，因此有學者認為應該採取折衷主義，以跨層次、多變項、跨時限域為主；以史為「證」；權宜選擇性適用大理論；貼近戰略選擇與決策。不過這些依然無法解決國關典範固有問題，亦未能真正與歷史典範對話。因此較好的途徑是歷史社會學，恢復「時間性」與「社會性」，以理解演變中國家單元的特徵，及行動者抉擇的社會結構性因素。
本系唐欣偉副教授則透過「西漢與匈奴的互動」、「北宋與契丹的互動」兩組案例，分享參與「歷史與國關」研究之心得以及未來可能研究方向。歐洲現實主義思想淵源包含修昔底德、馬基維利與E. H.卡爾，摩根索亦認為人性從古至今並未太大改變，由此觀之，歷史與國關從現實主義出發，似乎合理與單純。但若從希臘、印度與中國來看，三者現實主義的思想先驅則是修昔底德、考提利亞、商鞅與韓非，但其實這些地區當時的主流思想代表人物是蘇格拉底、佛陀與孔子，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於那時並非主流文化，它便無法取代所有的思想途徑，或是完全套用在當時的時空背景。
唐老師表示個人未來歷史與國關的相關研究工作包含對於現實主義與國關思想傳統進行探源與辨析，以及戰爭案例數據搜集及整理。此外，中國古代「王霸之辯」也與國關第一次大辯論有所關聯，因為王道與霸道分別代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而未來也可針對中國在哪種情況下會採取哪種途徑進行研究。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楊仕樂教授同樣闡述其研究心得與未來研究方向。楊老師認為不同案例之間的可比性，源自於省略案例中某些面向後依然存在的差異。首先在全球層次方面，過去的權力轉移，存在於歐洲多極體系，但無法直接類比於今日的美中爭霸。此外，美中處於不同的地理區域，條件亦不同於過往位於相同區域的的兩極體系。楊老師也解釋了區域體系所謂「一超型多極」與「一強型多極」，前者出現了一個明顯極為強大之國家，後者則存在潛在區域霸權，導致秩序不穩，而這些類型也可適用於中國許多朝代。
以三國時代為例，其為一超型多極，理當會有兩個弱國結盟對抗大國，但事實上卻沒有，因此可能理念因素大於物質因素，導致最弱的蜀國最積極嘗試改變現狀。而今日的美中相較於宋遼的澶淵之盟，有更多維持和平的條件，包含地理距離以及核子嚇阻，若歷史上理念因素往往超越物質因素，則可能今日美中之間存在理念結構衝突，而相異於現實主義物質結構矛盾的解釋。
四、結語
活動尾聲，吳玉山老師認為歷史與國關在臺灣、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彼此之間都能相互借鏡，本次座談會的學者們對於歷史和國關之間能否相互融合，各有不同觀點。樂觀的立場是國關界可參考歷史，悲觀則是兩個學科存在方法論差異。因此國關在採用歷史時，往往會忽略背後整體脈絡與跨時的問題，因此必須加以注意。當社會科學逐漸與「硬核」科學靠攏，也容易忽略人文思想能力，導致無法判斷哪些史料是真正重要的，研究結果空虛。因此，研究者應當理解科學方法的原則和理論，並同時具備相當人文關懷。
吳玉山院士、張登及主任與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