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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黃老學為例談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典範意義」午餐演講活動紀錄

整理/呂紹谷(政研二)

2024年2月26日母系邀請到系友袁承維老師,至母系分享題為「以黃老學為例談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典範意義;兼談五年赴湘執教之觀察」的午餐演講,並由本系安井伸介老師擔任主持。本次演講分為兩大主題,第一是討論中國政治思想的典範意義,而第二部分則是袁老師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任教的特出經驗分享。內容精彩豐富,值得紀錄。

第一部分:中國政治思想典範意義

我們的生活中常把需多差異和分類視為理所當然,但有時許多歸類與差異值得我們再反思。袁老師首先讓聽眾反思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二分對立是否合理?人們常將中華文化視為傳統、落後的;將西方文化與現代、先進的劃上等號。但論「中」與「西」、「傳統」與「現代」,前者呈現地是地域的差異、後者則是時序的先後,雙方不一定能一概而論。於是,袁老師以「典範」(paradigm)的角度切入,讓聽眾以更開放的心胸來重新理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所謂典範,即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所提出的核心概念。當一套用來解釋某個時空背景的世界觀,面臨大量的異例時,人類的知識就非點滴的積累,而是出現典範轉移,且兩種典範間並非可完全類比的。袁老師認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就可以視為兩種典範,在諸多對世界的理解上,二者無法完全類比。例如,中醫與西醫是兩套不一樣的醫療系統,二者有各自的語言系統與思考架構,有時是無法對話的。像是中醫說一個人火氣大、氣不順,可是對西方醫療系統而言,哪裡有火?又哪裡有氣?可是,中醫所謂的火與氣是形容一種狀態,而不是一個形體。此時我們更不能以西非中、或是以中非西。

現今社會對於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常抱持對特定差異的認識而互相攻詰。袁老師認為,從典範的不可共量性出發,並非是要顛覆所有人對於差異的認識,而是要提醒我們抱持著同情性的理解來面對不同文化—或是可說—不同的典範。因此,研究者在面對中國思想與西洋思想、或是中國思想本身的發展脈絡時,例如儒、道、墨、法的差異,就可以嘗試用典範的角度來理解,未必需要以A苛責B、以B攻詰A的價值判斷。中華文化、中國思想未必是傳統且陳舊的,對於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更非枯燥無用,從典範的視角來同情性理解,少掉了非常多不必要的苛責、保留了更多的學術精力。

袁老師就從黃老學的歷史發展來展現傳統研究的新趣與價值。黃老學曾在古代中國主宰著當時的思想體系,卻因經典的亡佚而經歷很長一段的沉寂。到了1970年代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漢墓出土大量帛書,其中幾本書經歷經考證後,認定是失傳的《黃帝四經》,使得原先諸多被認為是偽書的經典,都被經過重新評價。尤其在中國唯物史觀中,黃老學的氣化宇宙觀成為符合政治正確的思想,讓黃老學的研究得到新生。因此,袁老師認為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並非是陳舊無趣的,從典範的角度、更開闊的心胸來重新認識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領域,可以發現傳統研究一樣具有現代的生命力,當我們鑽入其中後,反而可以看到新的可能,並感受到黃老思想乃至中國政治思想的趣味與價值,這作為本演講第一部分的結語。

第二部分:五年赴湘執教的經驗分享

袁老師接著與同學們敘述他赴湘執教的機緣、體驗,也分享老師對兩岸學術體系運作的觀察,並以赴湘生活帶來的啟示作為本場演講的收尾。

袁老師首先分享了他赴湘執教的機緣。一方面而言,台灣少子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加上廣設大學,讓就業市場僧多粥少。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很鼓勵台灣博士前往大陸任教,發揮兩岸交流的意義。從更細的層面來看,為何袁老師選擇湖南大學?其背後有湖南境內一流大學競爭中,為提振學校排名而廣招國際研究人員的背景。加上前述的兩方面環境因素、與袁老師的友人引薦下,最後讓袁老師到湖南大學的嶽麓書院執教。而頗具故事性的是,袁老師在2005年首次到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景點,正好就是湖南大學的嶽麓書院,成為兩岸交流之下,一個開花結果的故事。但赴湘執教必須克服與適應不同的差異,從生活環境、學術環境,兩岸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異與同。袁老師作為土生土長的台北人,突然到了920公里外的全新環境,所受的衝擊帶給老師新的體悟與觀察,並在本次演講與同學們分享。

首先,兩岸的生活存在不同的差異、也需適應兩岸學術與學科之間的差異。在學科差異上,以歷史與哲學為主體的嶽麓書院也帶給政治學背景的袁老師一些挑戰。兩門學科在方法論上本就有不同,而政治學的訓練在當中更為特殊,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訓練不只是歷史、也不只是哲學,這讓一個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兩個學科的學者眼中看來,總是帶有「異」味,而這是研究者需去對話與克服的。在生活環境的差異,袁老師作為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無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都會被問到「哪邊生活較好」的類似問題。老師認為,多數人是出於善意與好奇、以及對台灣的喜好來討論這種差異。我們可以勇敢地說出個人所看到、觀察到的,但不要表明自己對於這種差異的價值判斷。袁老師認為,每個社會都有他的特質,我們沒有必要比較好壞。只有在清楚的認識那個差異,才能夠進步與適應。但事實上,這些差異也可以幫助清晰與確認個人的自我認識,當人長期生活在熟悉的環境中,對於自我認識是模糊的。而這種模糊會因為新環境的衝擊,哪怕是說話語調上的不同、用字上的不同這種小事情,幫助自我清晰自己的定位、並認識自我。

第二,袁老師也分享了他對兩岸學術社群運作的觀察。首先,老師提到了大陸不同於台灣的學術規範。其實兩岸學術社群對於研究者的評價判准相似,都要有足夠的計畫與發表文章數量。只是在發表文章一項上,大陸有獨特於台灣的潛規範,那就是除了期刊提供的正規投稿系統是一種渠道,另外需要參與研討會發表的文章,受到期刊編輯親睞而受邀刊登。老師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認識到這樣的規則,也提醒同學不必花多餘的時間在摸索這些規範上。接著,大陸在教育資源的投入與教學管理的嚴格程度上,也與台灣有很大差異。袁老師認為這是反映著每個社會當下的氛圍與環境,而這樣的觀點也延伸到了老師對於兩岸學生的觀察。對袁老師來說,大陸同學似乎對一場活動中有更多的事情準備,而台灣學生相對展現自由奔放的情緒。其實這種差異,也存在不同時代的台灣人之間。因此,老師強調一個社會的氛圍會反射到個體的思想、價值與行為上,並無好壞之分,老師仍對兩岸學生的能力都有十足信心。

最後,袁老師與同學們分享赴湘生活帶來的啟示。首先,老師對於適應「差異」有一個特別的體悟:差異乃是「同出而異名」。老子談道生萬物,而萬物之中我們看到其中的差異,但其實這些差異可找到相同的起點。這樣的說法其實可以在一個差異衝擊的環境下安頓自己的理解架構,來適應新的環境。不僅如此,湖南帶給老師的不僅是差異衝擊,而還有這個地方「吃得苦、霸得蠻、耐得煩」、「心懷天下」的正向精神。這讓老師體悟到當台灣在討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時,其實我們不應劃地自限,而要包容一切、打開自己的思考、盡可能地開展新的可能性。

總結

本文可用「差異」二字來總結。袁老師的赴湘體驗,就是從觀察到一連串的差異之中,重新認識自我,並得到體悟與反思,進而與我們分享如何能從這些差異中學習與進步。而這呼應了本次研究的第一主題,我們沒有必要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分出個高下,若以開闊的心胸、以典範的角度來認識這些差異,能夠讓我們擁有意想不到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