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進教師暨系友聯誼會新任總幹事專訪-郭銘峰助理教授
訪談/李冠霆（政研所碩二）、黃棟冠（政研所碩二）
紀錄/李冠霆（政研所碩二）
一、請老師分享在台灣求學的經歷，老師在求學的過程當中，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而發展出現在的研究興趣？
我大學畢業於東海大學公行系，接下來到成大就讀政治經濟研究所，畢業後再到台大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所期間，我開始去嘗試跨領域的研究，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在學習發展的過程中，比較少有跟其他領域交流的良好機會，另一方面則是自己認為在求知過程中，似乎有所受限，所以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開始想要嘗試不同領域之間的結合。
在碩一下的時候，我主要受到當時碩士論文指導老師王鼎銘老師的啟蒙，而決定從事學術研究。王老師在研究過程中，相當強調引進前沿的研究方法，結合本土的議題，進行應用性的研究。在王老師的指導下，傳授教導我如何靈活運用理性選擇、經濟學的方法，來探索政治行為。在老師們的帶領之下，讓我在碩士階段就有幸參與老師的研究案，並且合作發表一些期刊論文。這一個過程中，讓我找到很多研究上的樂趣，也奠基了未來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
我認為學術工作者，至少必須具備兩項特質。第一，是能否承受研究過程的孤獨，第二，則是能不能從求知的過程中尋找到樂趣。我在碩一下的時候體認到自己還蠻喜歡求知的過程。當時，我是把研究重心放在政治行為上，並將自己的研究定位於應用性的研究，我把選民比擬成消費者，政黨則是廠商，進而觀察選民與政黨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政黨競選策略的操作。另外，由於我在大學時期對於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相當感興趣，也跟同學一樣喜歡看日劇，雖然當時是沒有應用在研究上，不過事後在研究所階段卻成為我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這也算是意外的收穫。
二、當時是什麼原因讓老師決定留在台灣唸博士班，而不是出國呢？
我在碩士班的成績還算不錯，畢業時也拿到了台政會年度最佳論文獎。當時師長們鼓勵我，認為出國念博士的發展會更好。不過，由於我自己是從屏東鄉下長大的小孩，在考量家裡因素後，最終於是就決定留在台灣。另外，就是我覺得現在已經是全球化的時代，也應該對台灣的教育與訓練具有信心，特別是很多老師們都是從國外名校學成歸國，學識基礎相當紮實，特別老師們回國後也會更清楚台灣自己學生的想法與學習習慣，甚至教學方式也會更適合台灣的學生。因此就這麼選擇囉~
不過，當時做這些決定確實必須要有很大決心，畢竟畢業後要踏入職場，勢必難免還是會面臨到一些挑戰。但我個人還是以比較正向的角度去思考，認為當初既然選擇了學術這一條路，就應該想辦法去補強自己的不足，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條件。因此，在我拿到博士學位後，包括在從事博士後研究，或是後來在川大從事教職的期間，都很積極地去參與各種國際學術會議與發表論文。後來我也有幸到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也修習了許多課程，這對於自己在國際上的交流學習歷練相當有幫助。我覺得這些經驗或許也可以提供選擇留在台灣唸博士的學生參考，畢竟在全球化的世界裡，雖然知識能夠從網路、課堂中獲得，但這種國際化的交流體驗，卻都是必須自己投入時間去親身體驗，點點滴滴去累積。另外，我也認為多多參與國際學術社群的互動，可以幫助我們吸收更多不同的想法、瞭解國際間研究的趨向，對於開拓自己的眼界與思考題目時有很大的幫助。
三、哪些契機促使老師到四川大學教書？另外，能否請老師分享四川大學給學者哪些資源？
其實當時有點因緣巧合，剛好我那時有一個機會去接待從中國大陸來台灣交流的學者。由於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求才偏好希望跨領域專長，而我因為過去求學階段擁有跨領域研究的經驗，再加上方法論、研究方法的訓練，於是他們對我就有高度的興趣，希望邀請我到四川大學任教。 任教期間，感受最深的是中國大陸的九八五高校近年來在高教上挹注相當大量的資源。川大公管學院在姜曉萍院長的帶領之下，也讓許多老師們都願意在教學付出時間與熱誠，辦學的成效相當不錯，特別姜院長將公管學院經營的很像是一個大家庭的感覺，同事間的相處互動都蠻溫馨融洽的，這種氛圍在大陸高校中算是相當少見的。另外，公管學院也願意給年輕人歷練機會，例如川大行管系的老師平均年齡大概都只有30-40歲左右，領導階層相當鼓勵年輕老師們能夠上場磨練，願意給予他們犯錯的機會，以及在參與國際交流過程中盡力給予支持。特別我發現院領導對新生代老師在事後都會相互提醒，藉此進行人才接軌的訓練與經驗傳承。過了十年之後，相信這些新生代學者都會因此擁有更豐富的社會與國際化經驗。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川大對於人才接軌的做法。
四、請老師介紹在四川大學所做的研究主題為何？
我在川大的研究範圍涵蓋地方治理、公共管理與評估、公務人力資源，以及決策分析跟方法論等主題。當時因公管學院相當側重地方治理與評估這塊領域，因此在大陸任教的期間我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協助團隊的建立與相關主題的探討。
比較有趣的是，我在中國大陸曾經也接觸過社區維權參與的議題，並且也跟同事到公部門或民間社區去作了很多的訪談，這大概是在外界所很難想像與接觸得到的經驗。我想要研究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如何提供民眾一個合適的利益表達管道，讓它們能夠表達意見訴求。或者是說這樣的一個表達管道，在中國大陸的治理體制下，維穩與維權間是扮演怎樣的角色，現行制度運作下有哪些矛盾衝突? 我從維權行為檢視正式的政治參與制度(如基層投票)落實的狀況，或是所謂非正式途徑的抗爭能不能達到人民想要的效果，以及人民在這兩途徑之間是如何進行取捨。
另外，我也關注於中國大陸民眾在社區參與或利益表達過程中，其間是否有動員的機制存在。例如，在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中，我就針對政府治理結構的設計，檢視包括居委會、業委會，甚至是從其他的社區單位或組織等，探討在社區結構中權力運作關係的衝突，如何進而導致社區居民維權行為的出現。一般的概念認為居委會在正常的社區下應該反映民意，但因為中國大陸相當強調由黨控管社會，在社會控制力與社區發展間衝突之下，居委會就無法發揮作用。因此，我就會透過合適的實證模型架構，來分析民眾、中間組織動員(如業委會)、以及政府這三者如何互動，並探討在治理過程中，民眾的利益是如何進行疏通和表達。此外，在大陸我也嘗試探討有關政府信任的問題。兩岸最大的差別是，中國講求信任中央，而不信任地方的差序信任，台灣則是相反。我想要探討從民眾的意見彙整到最後的表達，政府能否滿足民眾的需求，相對也才會產生信任的過程，並加以比較兩岸的差異。
前面的內容，大致都是在state vs society的概念上，探討治理內容與民眾感受間的衝突。在學術研究上，我覺得台灣學者的優勢在於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的訓練相當扎實，所以在進展研究時會更加細緻、嚴謹。我在參加研討會，與外國學者交流討論研究心得時，也特別感受到台灣因為有民主作為體制上對照，一些文化傳統上也頗為相似，因此我們應該是最適合研究中國社會議題的人選。
我現在想要做的研究，便是希望要把我在中國大陸親身感受體會到的，與日本、台灣或其他東亞國家等進行比較，從中探討制度設計上差異與運行效能上的優劣。我希望從政治和公行兩門學科之間，找到互通點。我覺得目前人民在個人價值的追求跟與政府治理間的接軌並不是很理想，所以目前想從｢民主治理｣此一角度作為切入點，結合兩門學科進行研究。
五、老師能不能分享一下在四川大學的教學經驗？兩岸的學生在求學上有什麼差異？各有何值得互相學習的優點？
川大的學生素質很不錯。在中國大陸，要考上像川大這種「985」高校，難度可說是非常的高。川大在大陸近三千所高校中排名大概是在8到10名，要考上川大的學生大概是900萬考生中的前5%的學生，競爭相當激烈。不過在教學、互動的過程中，我卻也發現學生在思考時，受限於過去的填鴨式教育，反應會比較制式。所以我的課程會較強調討論跟互動，我設計很多方式讓同學們在課堂上進行情境模擬，進行教學創新。此外，我也還會安排跨學系、跨領域的學生交流活動，希望能讓同學們增廣自己的視野。
從課堂上，也能夠看出大陸同學相當積極的態度。例如我在大三教一門市政學（市政管理），他們在課堂上會表現出強烈的求知慾。在做報告的過程中，他們很強調要去進行社會調研（田野調查），深入社會、關心社會。所以他們都要設定一個主題，進入民間。另外讓我比較訝異的是，他們也會反覆的寫信與老師討論報告應該如何精進，讓自己的表現更好。我還聽過很多有想法的學生，會去思考現階段自己做了什麼事情，未來應該要如何規劃，甚至赴國外進修的人也非常多，學生們還是希望多多培養自己的實力。
另一個例子是讀書會。由於我本身是還蠻喜歡與學生互動的，所以我教書時也會協助同學們組成讀書會，在沒有任何獎勵而且要增加閱讀量的分擔情況下，仍有超過二十人以上參加，而且參加的人每一次都不會遲到，書也都按照每周規定唸完。從這些例子就能看到，他們都已經是資質非常優秀的學生了，然後又很願意投入、積極學習，如此一來這些學生的能力勢必會大幅提升。
另外，在大陸教學過程中發現到較有特色的是，在寒暑假期間，老師們都會帶著川大的學生去進行社會調研，深入體會當地文化，了解當地發生的問題，關心社會的發展，這種方式相當值得我們學習。
不過，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相較於中國大陸的學生思考角度都是比較宏觀層面的事務(但有時顯得不具體，流於口號)，台灣的學生則比較具有創意，思考上比較有活力，看待一個問題的角度也比較細緻。台灣的學生能夠針對一個問題，發展出問題意識進行討論，思考問題的角度也更靈活、創新。
六、老師對於未來的教學規劃為何？
未來的教學規劃我希望能夠搭配自己的研究專長，配合系上或所上的安排，可能會比較偏向地方治理，或是從公共政策或方法論的領域切入，課程設計中也會把這幾年在兩岸間或國際上的研究觀察心得帶進來。當然最希望的是，期待在教學過程能讓理論與社會實務接軌，多一點社會公共事務的關懷熱誠。在課程規劃上，我也會盡量多多鼓勵同學運用所學知識去挖掘與分析社會公共事務相關問題，但更加重要的是，當同學提出這些問題後，我會進一步要求他們必須得自己想出解決的辦法。我個人對教學的期許是在激發同學的熱誠後，更重要的是要能培養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七、在政治學的研究上，量化方法已經成為一股趨勢，老師對此趨勢的看法為何？
其實我對此看法並不是全然同意的，並且不能過度迷思量化研究方法就是政治學研究的趨勢。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我們要處理那些問題，而這些技術或研究方法究竟提供了我們哪些資訊，對於現實社會的運作有哪些幫助。
我認為從事量化研究更應該思考資料如何產生。因此，我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就開始思考是否要深入社會，更貼近現實。記得當初在博士班求學階段有一件事情對我的影響很深刻。有一次我跟一個中央級前民意代表在閒聊時，她跟我說：｢我覺得你們做的研究都很棒，但是這些艱澀的數據分析百姓都看不懂，這樣對社會到底有甚麼幫助?｣。這番話當時震撼了我很久，也一直到現在我都時時提醒自己。所以我在拿到博士學位後協助推動的一個研究案中，就是深入到台灣各個農村，我們深度去實際體驗農村人民的生活，與當地農民進行深度訪談，了解他們實際的處境與想法，與他們分享最新的研究資訊或心得。
由於當時研究主題有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資訊如何改善農民生活，所以我特別強調與農民之間的互動過程。我們訪問栽種不同作物的農民，接著計算這些人使用新科技或政府提供資訊的時候，對他們有哪些幫助。我們還會透過經濟模型估算效益，了解不同風險承擔者之間得到的效益有哪些不同。 這次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歷練，在這個過程中讓我看見了學界的想法，與政府研擬的政策創新，落實到民間的效果為何。這種反饋代表我們做出來的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影響力。因此，我認為除了必須思考資料的產生機制以外，更應貼近大眾的生活，瞭解他們所處的情境，進一步能提升研究的社會影響力。
八、老師對於未來想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學，有什麼特別的建議嗎？
我認為在研究方法的訓練上，不要侷限在量化或質化方法，或者說迷思哪種方法才是顯學，一窩蜂的去做而不知所以然，取而代之應該是兩種方法都去做嘗試。因為，當你要很精確的去判斷問題的時候，確實需要研究方法的基礎，才能抽絲剝繭地瞭解每個環節，而且這對於資料分析也會有莫大的幫助。
所以，我會鼓勵同學們多注重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的學習。如果同學們在這些訓練上有很好的基礎，那你便能靈活的運用它來探討每個社會議題。不過，要注意的是研究方法提雖然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工具，但千萬不要因為過度拘泥執著於某些研究方法或工具的新鮮性而就被綁住。最後，最重要的還是在於這些研究成果是必須要落實到對社會現實問題改善是具有實質性效益的。另外，鼓勵同學們若未來希望從事學術研究時，務必記得你(妳)的初衷是什麼，且勿忘初衷。
九、老師對於政治系的學生在未來職涯選擇的方向上，是否有什麼建議或鼓勵的話呢？
現在的學生對自己或社會的發展似乎比較缺少理想性與投入關懷，政治系的學生在這方面應該就扮演更積極、領航的角色。我們必須要透過理性的討論、辯論，來說服周遭的人，共同展現對這個社會的關懷。
在前人的努力之下，為我們建立了很好的民主體制，所以我們更應該要珍惜這一切得來不易的成果。我希望學生們能夠以更包容的思維，多與各種不同領域的人接觸、交流，發展更多自己的想法。
另外，就價值而言，政治系的學生應該學會傾聽不同的聲音。誠如剛才所提到的，我們的民主體制可以讓民眾很容易表達內心的想法，不過似乎卻難以落實在治理績效層面上，這將會直接影響到台灣社會與年輕人的未來。
而在職涯發展的選擇上，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限制自己。正因為是政治系的學生，所以其實我們更能看得清楚社會的運作。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志向都必須有一定的瞭解，適性尋找自己未來的方向。但我建議應該更貼近社會，多傾聽基層民眾的想法，以及具有更多的同理心，然後可以從這個過程去找尋值得探究的議題，就如同我在探討社區運作的時候，也試著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去尋找自己的研究議題，並且透過問題本質的瞭解來研究做改善。最重要的是，我期許同學們要帶有熱誠，只要肯投入、願意作貢獻，社會一定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