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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專訪-蘇翊豪助理教授

訪問整理/許芳暄(政論三)

一、請問老師的求學經歷,特別是在本系就讀時,有何重要因素促使老師走上學術研究這條路?

我先介紹自己的求學與任職簡歷。我大學與碩士的學業均在臺大完成,大學就讀公行組,碩士報考政論組,博士班轉攻國際關係。2019年我取得博士學位後,進入國防安全研究院擔任博士後研究,這是2018年5月正式成立的國防部智庫,在該單位服務將近一年後於2020年8月回到母系任教。

我並非從小立志以學術為志業,但回顧自己的學思歷程,認為願意接觸多元思想的好奇心,以及特殊際遇所激發的決心,是兩個非常關鍵的因素。首先,母系多元課程和自由選課風氣,讓我能多方探索自己的興趣,除了本系精華課程,我也選修經濟學系、哲學系、中文系課程,逐漸培養跨領域研究的思維。此外,系上也經常舉辦學術活動,提供學生們不一樣的視野,比方說在我大三那年,石之瑜老師邀請王賡武老師至系上演講,王老師是2020年的唐獎漢學獎得主,對於全球東南亞華人研究非常有貢獻。聽完演講後我對身分認同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後來加入石之瑜老師指導的讀書會,入社後首次討論讀本即是趙汀陽的《天下體系》,而導讀這本試圖超越西方民族國家制度者,恰好是現在同樣也任職於本系的郭銘傑老師。 對既有知識體系的不滿足,讓我萌生繼續深造的想法。而回想大學以後的求學過程,難免碰到研究瓶頸,但「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建立多元視角後,便能換個角度切入思考,產生創新與另類的想法。

不過在我完成碩士學業後,並不確定自己是否具備攻讀博士班的能力與資源,因此決定先去業界工作。我進入一家在廈門與漳州設廠的臺資企業,需要重新學習企業管理與製造業的基礎知識,感受到隔行如隔山,但這家企業有個優點,即要求新進幹部去生產線觀摩作業流程。我看了不同產品的流水線,受到很大衝擊,親眼見證所謂農民工與社會底層的真實工作樣態,按表操課組裝出各式各樣的家電產品。儘管初來乍到有些不一樣的體驗,但新鮮感隨著日益繁重的業務而逐漸消失,也懷疑自己是否適合在這個行業長期發展。

就在此時,2012年9月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群島,導致一連串在中國大陸各城市的反日示威活動。我記得在某個週日下午想去廈門市區逛逛,但當時很納悶等了將近半個小時都沒有公車經過,索性徒步朝著廈門市政府的方向行走,快到市政府時才發現有遊行群眾,而且道路被封住了。眼看著悠閒漫步的行程泡湯,我便混入遊行隊伍,聽他們喊著「理性愛國」等口號與訴求,以及觀察第一線的警民衝突,猶記得有警察拘捕民眾時,痛斥「中國這麼亂,就是有你們這些人!」後來有文獻指出,中國政府允許百姓上街頭抗議,是以製造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的方式,對外釋放不輕易妥協的訊號。 群眾散去後,我在返家途中一直在反省,覺得自己很喜歡觀察與分析事件的前因後果,瞭解事件造成什麼具體的影響,跟上班族的生活相比,更享受這種學術研究的樂趣。因此不久後我離職了,回到臺灣準備留學所需資料與申請各類獎學金。可能因為以上這段特殊經歷,以及奉獻學術的企圖心,吸引了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審查委員的注意,讓我在面試過程中脫穎而出,順利獲得留學美國的生活補助。

二、老師曾經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大學部的緊急應變、國土安全暨網路安全學院擔任兼任講師,可否介紹這個學院的成立背景以及教學特色?也順便詢問,老師在108-2學期於系上開碩士班的研究與寫作課程,比較臺美兩地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是否有差異?

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SUNY Albany)於2015年成立緊急應變、國土安全、暨網路安全學院(College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Homeland Security and Cybersecurity, CEHC),該學院在政治學、公共行政的基礎上,標榜跨領域訓練和實習規定,以因應日新月異的美國國家安全威脅,滿足政府部門、國際組織、智庫、非營利組織等就業市場的新需求。該學院一開設的首年,便收到275名校內學生申請主修和副修,遠遠超過當初老師們設立的目標,可見這領域的熱門。

我在該學院的第一學期講授Critical Inquiry and Communication,這是小班教學的英文寫作與發表課程,修課人數限制在25至30人之間。我發覺臺灣和美國的學生都喜歡活潑,有團體互動的課程,不見得喜愛單純的演講。我記得剛開始在CEHC講課(lecture),擔心進度不夠,打算講很多內容,但注意到很多學生在發呆,沒什麼互動。教了三四堂課(一堂課80分鐘、一週兩堂課)之後,我改採納分組學習模式(team-based approach),這是SUNY Albany教學發展中心提倡的學習途徑,我曾參與這個中心的培訓,也修過採取此模式的課程,因此很快規劃好新的課程設計。這個教學模式的流程如次,學生隨機被分成5到7人一組,目標是透過同儕之間的交流、壓力,以增加學習動機和效果。比方說,我在每堂課開頭講述重點20多分鐘,接著進行課程活動或團體討論,最後請各組發表答案及分享看法。例如,我曾請同學討論美國聯邦政府的網路政策,究竟是採取歐巴馬政府的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 20,經跨部會小組授權才能發起網路反擊,抑或是川普政府的與「前進防禦」戰略(defend forward),盡可能與敵方保持「持續接戰」 (persistent engagement),會比較適合應付美國當前的網路威脅。學生們反應熱絡,想法相互激盪、甚至交叉質問彼此的立論基礎。

另外,隔年我教Research Methods for Informatics,在學院要求的書面與口頭報告之外,我新增六次小考。小考分成兩個部分,一開始是個人測驗選擇題,寫完之後繳回個人答案卷單獨計分,接著進入第二階段的團體討論,另外再計分。在第二階段,學生必須和其他組員討論每一題的正確答案,試圖說服同儕為什麼自己的答案是正確的。無論是參與團體討論,或者是集體作答的過程中,同學們需要學習怎麼溝通,如何說服別人,想辦法在歧見之中找尋共識,這是成為優秀決策者與經理人的重要技能。我覺得這不失為一個可以刺激學生思考、增進表達能力的學習模式,而且能夠馬上活用甚至檢驗理論是否有效,所以希望日後有機會回國任教,也能適度引進類似教學法。

108-2學期我在系上講授碩士班的研究與寫作課程,考量研究所每班修課人不多,我稍微調整了教學方法並更加強實作練習。具體而言,課前請同學們在Ceiba上提問,由我整理成問題清單後,第一節課發給同學們討論;第二節課則針對當週主題設計分組討論,假如是文獻批判,便發三篇文章給同學們,根據學到的判準以分析優劣。熟悉概念的組員可立即提供其他組員反饋,而透過觀察他們的互動,我也能迅速掌握、重新講解同學們不熟的內容,這樣學習論文寫作的效率會比較好,不會等學期末看到書面報告才發現問題所在。

因此,我覺得在學生學習模式層面,臺灣和美國的學生都喜歡活潑的團體活動設計,跟我們那個年代習慣聽演講做筆記有很大的不同。而差異較大的部分則在於學習態度和動機,可能因為制度誘因不足,也可能是社會上功利主義的壓迫,所以比較缺乏好奇心探究問題。美國學生儘管程度落差很大,但是程度好的學生非常積極進取,另外他們慣於挑戰老師的理論觀點。故不難理解有人說,在美國教書壓力很大,除了語言障礙之外,另個原因是學生付了高昂的學費來學校上課,希望課程能對他們有實質幫助。

三、老師曾在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作戰與資訊安全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可否請老師說明這個主題的內容、研究法、對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有何新意?也請問老師,未來有計劃結合實務經驗,於政治系開設有關資訊安全相關的課程嗎?

這主題的關鍵字是網路,研究網路虛擬空間對於人們的政治行為、國際互動的影響。首先簡介該領域的發展脈絡,比較政治和公共行政比國際關係更早注意到網路帶來的效應,原因在於網路的出現降低人們溝通、取得訊息的成本。選舉和民主化研究者關心,網路對政治參與和民主品質有什麼影響,尤其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網路是否可以改變威權統治的韌性,是2010年代前期研究的重心。再來,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後,假新聞研究蔚為潮流,比方說,如何利用網路平台散佈和塑造對自己有利的形象,向對手陣營製造混亂,對於民主品質的影響程度有多大。公共行政也領先強調電子化政府與資訊管理,在我念大學的時候,系上已經開授此類課程,不少老師至今持續深化這些項目的研究成果。

對國際關係學者而言,在網路安全成為要緊議題後,開始進行理論建構的工作。簡言之,網路既然是全球化的產物,導致某些現象發生質變,或至少加速某議題的進展,但也有些領域成功抵銷網路的衝擊。首先,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最明顯的變化是科技競爭越來越劇烈。舉例而言,科技發達國家具有「先進優勢」,先的國家想方設法阻止後進國家取得技術和資料,後進國家需要投入耗費更多資源,才能跟上先進國家的技術水平。但是網路的出現,降低取得知識資訊的成本,或是網路間諜可以讓他們減少吸取技術的障礙與時間,所以國家與企業的競爭會因為網路變得更加激烈。

此外,網路也影響了國際法的管轄權等原則,催生所謂的網路主權概念。全球化雖然已經弱化國家主權,但是網路讓主權的界線變得模糊,也更容易產生爭端。比方說在美國用微信發表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請問管轄權屬於哪個政府?這只是從言論的面向思考網路主權,還有很多面向值得深入探討,以修正主權的傳統定義來貼近新時代的變化。由此帶入第三個領域—國家安全。像是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在網路普及之前,必須採取實體攻擊。但如今,駭客組織可以透過不合規範的載具侵入系統,或者在物聯網日益整合了,原先相互獨立的操作型科技系統(OT)與資料網路資訊科技(IT)後,藉由新浮現的安全弱點滲透關鍵基礎設施的中樞系統。如此一來,由於難以指認駭客身分,傳統嚇阻理論是否仍舊適用在網路世界,有很多理論家已經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第四,必須承認有些實體存在的機制無法被網路輕易取代。例如即使可以用虛假訊息影響民主國家的認知,最終還是由該國人民選出他們的領導者;同理,即便網軍成功滲透其他國家,單靠虛擬空間的攻擊,依然沒辦法實際佔領目標。甚至,國家反而展現積極作為想要宰制網路虛擬空間。很多恐怖組織用社群軟體做政治宣傳,或者有些資料可以透露出來他們的行蹤與計畫,因此美國政府跟這些社群軟體公司索取資料,不過遭到部分公司明確拒絕。中國大陸《網絡安全法》則規定,網路營運商需要積極提供技術和數據,以協助維護國家安全。最後是研究方法,網路政治研究的進入門檻不算低,因為研究技術、背景知識要求比其他國際關係次領域高。舉例而言,想知道網路攻擊由誰發起,沒有紮實的基礎,就算駭客留下足跡,還是判讀不出來;同理,時下流行大數據分析,研究者必須有文本分析的技術,否則很難完成創新的研究。

我確實有意開授這方面的課程,課程名稱目前暫定為「網路政治」,計劃先在研究所開授,也將採取跨領域授課方式及引進實作訓練。課程主題預計涵蓋網路主權、網路和政治參與、數位監控、網路攻擊、虛擬貨幣等。我擬定好全盤課程設計後交由系上課程委員會審定,通過後才能順利開課。

四、老師對於有志於研究外交政策分析、國際關係的學生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是確認自己的志向及抱負,儘早在修課、社團、實習過程中摸索,並盡可能保持彈性,多接觸不同領域的朋友,了解不同行業的真實工作處境。比方說,外交官看似光鮮亮麗,但不見得人人熬得過培訓與幕後默默努力的辛苦。如果決定從事外交工作或是國際關係研究,外語能力和跨文化思維相當重要,融入當地才能體會在地觀點,跳脫僅以臺灣、中國大陸、或者美國角度出發的作法,實際瞭解該國政治運作邏輯、以及人民對臺灣的觀感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