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最前線：專訪寇健文、馬振坤、陳華昇、唐開太與董思齊學長

採訪整理：陳賀煦（政研一）、邱奕銓（政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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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健文（政論75級），1989年本系政研所碩士，1999年取得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博士。曾任政大東亞所所長、政治大學主任秘書、台灣政治學會理事長、陸委會諮詢委員，現任政大政治學系、東亞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陳華昇（1993年政研所碩士，中文79級），1990年畢業於本校中文系（曾修政治系政治理論組雙學位，未修完即考上政研所），2012年獲政大東亞所博士。曾任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副主任、台中市政府顧問，現任台經院研究員兼兩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九所副所長。

馬振坤（國關79級），1993年本系政研所碩士，2002年獲本系政治學博士。曾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PACOM）中共解放軍研究講座、華府「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智庫研習班第一期。現任陸委會諮詢委員、國防大學教授暨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

唐開太（國關80級）1995年本系政研所碩士、2007年取得本系政治學博士。曾任中華歐亞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執行長、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現任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副執行長。

董思齊（公行86級），2000年本系政研所碩士，2012年獲本系政治學博士。曾任臺中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執行長、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韓國高麗大學「和平與民主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現任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問：智庫也是母系畢業後的主要生涯選擇之一，請各位學長先介紹一下在現在服務的智庫服務多久了，它的特點與工作內容為何？有何特色？

陳華昇(以下簡稱「陳」)：我在現在任職的「台灣經濟研究院」（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下稱「台經院」）已工作6年，之前有17年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服務，智庫資歷超過23年。台經院主要負責經濟情勢評估與各類產業研究，而我服務的「兩岸發展研究中心」側重中國政經動態與兩岸產業合作政策等。另外研究九所則著重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印度、東協等）、新興產業、區域經濟合作（如APEC、CPTPP、RCEP等）等議題。與其他性質相近的智庫相比，台經院關注產業及區域層面。國內相近的智庫還有台灣綜合研究院（台綜院）與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分別著重能源與總體經濟研究，大家各有專長與特點。

工作上，台經院跟中經院因為較具規模，工作相對穩定，其他經濟類智庫則有的附屬於銀行或證卷機構，規模較小、工作壓力較大，關注面偏重證券市場的動態，與台經院的政策與學術取向不同。

董思齊(以下簡稱「董」)：我所服務的「台灣智庫」(Taiwan ThinkTank)是國內第一個跟政府註冊以「台灣」命名的智庫，係2001年由母系傑出學長林佳龍（政論組75級）與時任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林鐘雄等人所共同創立。我在2016年加入台灣智庫並擔任國際事務部主任，主要業務除對外促進台美、台日智庫間的交流、舉辦多次跨國安全會議，對內則參與我國對外政策的研擬，同時舉辦國際與兩岸事務的論壇會議。2020年我轉任智庫副執行長，負責領域則從原本的國際事務，拓展至憲改、環境與能源與等議題。

台灣在民主轉型前沒有純粹的民間智庫。鑑於智庫在歐美國家作為政策構想來源與人才供應庫的歷史，我們於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創立，期望「以台灣為名，不斷思考台灣」，成為整合產、官、學、研資訊和資源的民間平台。而台灣智庫成立20年來，已有許多成員如林佳龍、鄭麗君、龔明鑫等先後進入政府服務。由於希望超然於政黨之外，台灣智庫不主動爭取政府計劃案，以獨立的民間智庫身份提供政府政策建議。包括憲改議題、八吋晶圓廠赴陸，還有前瞻計畫在內的諸多中長期國家計畫，都是在智庫討論後再與外界聯結所形成的國家政策。智庫的「思想坦克」網路平台也透過分享文章，把公共事務的知識傳遞到社會各層面，進一步影響台灣社會。

問：先請教馬學長，儘管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所並不屬於智庫，但它與國內外國防與戰略相關的智庫來往很多，那麼您認為相較於國外其他智庫，台灣類似研究機構優勢與特點何在？

馬振坤（以下簡稱「馬」）：理論上，我任職的「國防⼤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不能算是智庫，儘管國防大學組織法上第一條寫明「要為國防部發揮智庫功能」、「發揮國防軍事、戰略形勢的研析」。我在從台大政治系博士班畢業後，就到了軍校任教。相較於到一般學校，軍校除了學生畢業後要成為軍人，包括老師的教學也較具「指向性」。跟民間大學相比，軍事院校方面的學術研究，主要是要由上級交付一個方向或主題，才具體進行。但是，相較於對岸的軍事院校，其題目與結論似乎更像是由上級交付。國軍的研究主題是上級交付，但結論不限。在這方面，我們還是有優勢。國防大學相關系所的研究特點，以我將近20年的生涯為例，由於我的專長是對岸軍事，較常有隨機、突發交付的專題研究。這種研究是政府單位一種特有的形式，內容可能包括當前形勢等等，配合政策需要。

國外政府與民間智庫來跟我們交流，是因為認定「台灣仍然是研究中共的權威」，在世界上研究對岸軍事的智庫中，臺灣還是優秀的，因為這方面我們有一些「知識壟斷」的優勢，尤其是相較於民間智庫。儘管有相關規定，但我們做出來的分析對於各界而言，還是可以獲得很多啟發。以本所為例，最近3年就有多國、近數十團次來與我們交流，而這還不包括常態性的交流活動。這樣的「國際交流」也是自我來國防大學以來，一直嘗試開展的活動。

問：請教寇學長，雖然政大國關中心現在是屬於國立政治大學的研究單位，已非政府智庫，但國關中心的前身──國際問題研究所，可以說是國內最早的智庫。請問寇學長台灣的教育單位是否能同時肩負智庫任務？您如如何評價在國內智庫工作的價值？

寇健文（以下簡稱「寇」）：政大國關中心（下稱「國關中心」）不是「智庫」已經超過20年了。國關中心在1996年正式併入政大，成為一個院級研究中心，但它常給大家「智庫」的印象，也還會接受政府委託案。我在1999年受聘於國關中心，根據編制屬性，我是「未曾在智庫服務過一天」。但是，我可以從中心的歷史與個人接受政府諮詢的經驗，談談在智庫工作需要具備的個人特質與專長，幫助有興趣的學弟妹們規畫未來。

國關中心的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當時是總統蔣中正下令成立，蔣經國負責，對內稱遠廬作業室，對外稱國際關係研究會。1955年國安局成立，機要室資料組改隸國安局，成為政策研究室。1961年，該室對外名稱改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現在國關中心知名的的TSSCI刊物《問題與研究》，就是當年向國安局申請經費成立的。為了加強對外交流，1975年更名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形式上與大學結合，不再是國安局的一部份，但政府繼續補助經費，仍然是國際關係、中國研究等領域的國家智庫。

早期國關中心設有諮詢委員會，由政大校長、新聞局局長、外交部部長等成員組成。根據國關中心活動需要，外交部和新聞局都會編列經費挹注。我聽中心前輩說過，早期國關中心的預算曾高達3億台幣。早期在辦國際研討會時，如果換算現在的物價指數，政府補助一個會的經費有時可能高達四、五百萬元，非常驚人！在人力方面，研究人員的編制曾高達100人左右，還不包括行政人員，可以執行很多任務。因此可想，一個大學是很難撐起一個好的國家智庫。

中心任務上有三大類：「政策研析」（俗稱「上呈報告」）、「二軌交流」、「對內政治宣傳與教化」。在政策研析方面，早期國關中心寫成的報告都是寫給政府高層參考，不對外公開。由於時勢研析必須及時反映，研究人員的報告由中心主管圈選呈送單位後，隨即送交政府相關單位。中心主管與資深研究人員也會到政府部門、國民黨中常會做報告，分析國際與中國大陸局勢。以我自己的經驗，我在中心擔任專任助理研究員時，曾撰寫過一個「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的報告。送上去不久以後，就接到來自行政院的電話表示，院長唐飛指示要派人到中心聽報告。結果來了一位空軍中將和多位上校，當時還是助理研究員的我嚇壞了！可見這些上呈報告在撰寫完畢以後，確實有人會看，首長在看完後，也可能會有後續的批示。

在對外交流方面，所謂二軌外交即是「學術外交」。國關中心從1970年代開始舉辦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等一系列重要的研討會。當時台灣的國際處境艱難，政府賦予國關中心「白手套」的功能，專門負責不同國家學者交流。針對各個國家聯繫工作的研討會，包括「中美會」（美國）、「中日會」（日本）、「中歐會」（歐洲）或是「首爾論壇」（韓國）等等。由於有充沛人力與資源，國關中心伸展的觸角很廣，與國外許多重要的智庫與研究單位都有聯繫。美國許多中國研究學者早年都來過台灣。現在智庫都是外聘大學的老師來服務，但這跟自己智庫內的人員參加，效果還是有差異的。

由於國內外政治環境的變遷，1996年國關中心完全併入政大。併入政大前，中心主任人選都是層峰（編者按：指總統）點頭，而不是政大校長任命，因此中心正副主任常常轉往政府任職。在併入政大後，由政大校長任命，與政府無關。在預算方面，由於變成一個純粹的研究中心，依靠大學部門預算，而目前高教財務十分吃緊，因此得爭取外部資源。再來是政治信任──「在政治上的老闆是誰？」──也很重要。對政府智庫而言，老闆當然是執政者。變成學術單位以後，政治上的老闆就不再存在。中心隸屬學校以後，儘管還有人從事實務上的政策研究，但都是個人興趣，而不是機構任務。

唐開太(以下簡稱「唐」)：我也曾在數個智庫服務過，如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台經院等。目前我在「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on Asia-Pacific Peace Studies)服務，它的前身是「中華歐亞學會」與「中華歐亞基金會」。

在台灣，智庫的大小不一。如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就是一個綜合型的智庫，包括金融、兩岸、經濟、憲政等包山包海，規模也比較大，我在該基金會服務的時候，執行長就是我大學時期的系主任蔡政文老師，而且，系上的高朗老師、蕭全政老師、趙永茂老師、黃錦堂老師也都曾擔任過幾個研究組的召集人。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主要是以中國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研究為主的智庫。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與台灣的中國大陸、兩岸關係研究的社群有緊密的關聯。在我們智庫成立時，我們的理事長是政大前校長張京育先生，他曾擔任陸委會主委，當時的秘書長則是本系的明居正老師。當年明老師說我們是一個智庫，我的理解是像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一樣的智庫，但其實我並不清楚蘭德是如何運作的。後來輾轉在幾個智庫工作，才對智庫這一行漸窺其堂奧，才知道幾乎所有的智庫都是在有限的資源內，開創出自己的特色與道路。

以規模而言，據說台灣最大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現在專兼職有一千多人左右，中經院也緊追其後，但其他智庫就沒有如此龐大了。但在美國，以華府為核心，周遭就有近600間智庫，華府前十大的智庫和世界前十大就有很大重複性了。由於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的規模有限，因此我們的研究能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我們更加重視與社會、學校有更多的互動，如政大國關中心、台灣智庫、台經院等有緊密的合作與互動關係，本次在系刊受邀的學長學弟和登及同學，都是我們常常交流與請教的對象，此外，我們也很常與國外跟中國大陸的智庫交流。

問：請問董學長，以台灣智庫為例，您覺得智庫工作跟學術或公職工作有何不同？需要什麼專長或個人特質？

董：我認為智庫是一個可以更認識「政治」的地方。智庫工作除了著重於解決當下問題，還要研判未來趨勢，運用手邊的有限資訊擬定未來事務的處理方針。我在臺大政治系有B82公行、R86（政論）和D92（比政）三個學號，先後觸及公共行政、政治理論以及比較政治三個領域，現在則專注於處理國際關係。我的經驗使我深刻感受到，系上所學的政治理論與現實中的政治實務有不小的差距。在學校，我們透過理論架構來整理過去事務，但許多政策問題是沒有前例可循的，須參照國外案例，甚至探索獨特且沒有參考事例的領域。舉例而言，學校教科書鮮少介紹立法院與行政機關內部如何運作，或者是不同層次的國際交流如何辦理，但處理實務時，如何「找到正確的人和組織幫忙」至關重要。也因此，智庫工作非常需要跨領域的統整能力，以及跨組織的人脈連結。

問：大學教師也可以影響公共政策，又可以不與政治力量連結太近。您認為保持一定學術中立性，但又有政策影響力的「智庫型學者」，是否也是另一種選擇？

寇：以國關中心的專業為例，現在民間不太願意成立國際關係與中國大陸研究的智庫。一般涉及到國關與中國大陸的智庫，人員編制都比較少，除了薪水成長幅度有限以外，升遷也有瓶頸。1990年代以後，大學都紛紛要求學者在專業期刊投稿，大學教授並沒有太多誘因去做政策研究。台灣又沒有像美國的環境，有許多獨立的智庫。不過，由於政府確實需要智囊，會從學校挖人參與實務。要注意的是，我們習慣寫學術作品，轉軌到政治實務界工作時會有障礙。學術作品談的議題通常是「過去到現在」，或是從應然面去看問題，但這並不是政府最需要的，因此有時實務界人會認為學者的建議「沒有用」。

智庫通常是一個中間站。很多學者在智庫參與活動過程中累積人脈，再被政治工作者找到別處任職。因此，如果選擇在智庫工作，要有「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此外，政策研析工作通常時間緊湊，工作壓力很大，但是，若能在工作過程能夠展現洞察能力，被一些有政治發展能力的人看見、帶出去，確實就有很大的發展。我們每個人都要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走智庫，需要忍一段時間；如果要在學校內走政策諮詢，學術表現就必須被犧牲。因此，除非學者對實務是有興趣的，並投入實務諮詢的工作，否則要在進入智庫領域前就要三思而行。

董：在國外，即使是拿到博士學會也不一定要成為學者，還有許多工作領域可以選擇。學術界因為有較多的制度或規格限制，故學術產出跟一般人較有距離。在智庫則可盡情從「公共知識份子」的角度，同時發表學術作品以及與一般大眾溝通，而後者也是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除了人才濟濟的學術領域，其他優秀人才如果能找到志趣相投的智庫，我鼓勵他們加入智庫，成為公共知識份子，與實際政治對話，或許會比單純的學術論文發表更能影響現實的政治生活。

問：不少本系學弟妹未來會考慮公職、教職、媒體與智庫工作。請問學長們覺得智庫工作與上述其他工作相比，有什麼特別需要的個人特質或專長？

陳：如果學弟妹有志於智庫工作，自我定位上須願在鎂光燈外扮演幕僚角色且甘於寂寞。能力上，除了具備一定寫作能力，還要能夠掌握大量資訊並對其進行分析，進而做出預測或建議。研究領域上則須不自我設限，我的出發點是政治科學，關注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但隨著工作需求也開始踏入兩岸與中國經濟研究。鼓勵學弟妹善用多媒體技術，展現個人的研究成果和觀點，同時多多學習、吸收跨領域的新知，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培養把自己的見解呈現於媒體的重要能力。

馬：我要鼓勵學弟妹，如果你博士學位研究的是兩岸安全相關事務，我鼓勵各位可以考慮加入國防大學，因為這是一個集「教學、研究、智庫」於一身的系統。儘管目前由於不開放外部文職的人員加入，因此加入的管道較窄，但這個體系的優點在於：「研究主題由上級交付」。這一點儘管會限縮研究自由，但國防軍事院校的體系也因此會長期將一個人定位在一個領域，會培養一個人成為專精的人才、一個深入的政策研析者。而未來「文人領軍」勢必會成為趨勢，包括文人正副部長、國防部文官體系的健全化。如果學弟妹們能進入這個體系，培養個十年並與各政黨保持良好的互動，那麼前途也不可限量！

寇：從事智庫工作需要什麼專長與特質？我想從時間軸上，學術研究的東西是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因此我們需要找到相關的證據。但在智庫，做的是策略規劃，在時間軸上屬於「未來」，與研究歷史是不同的。在研究學術報告時，是研究過去的事務；在智庫，關心的是「從現在到未來」。同學們如果要從事相關工作，時間軸的概念一定要調整。在智庫，老闆關心的都是「從現在到未來」的事件，很多是突發的。要處理這些問題，抗壓性要很強。

唐：是否應該鼓勵學弟妹加入智庫，作為生涯選擇之一？我以為是見仁見智，光以台灣不同類型的智庫來說，其實規模都不算大、入門門檻也比較高，需要有研究能量並耐得住寂寞；但另一方面，這個行業也希望成員具備積極主動的個性，才能與其他單位交流，這看似是矛盾的，因此，對於學弟妹而言，是否要投入智庫領域的工作，恐怕還需要更多的了解。

另方面，是否適合以智庫作為往學術界或政界的跳板，我建議不必如此。智庫不是從事理論研究的地方，而是非常入世的。既然做的是政策研究，是面對未來的，因此與政府、政黨有一種合作關係。許多政府部門的官員常常要被綁在立法院，更需要處短期的緊急問題。智庫可以補足政府部門對中長期政策、戰略研究的不足。所以，智庫學者的確可能因為對政策的熟悉而被延攬到政府，就像美國共和黨或民主黨屬性的智庫人員在政府與智庫間存在「旋轉門」現象一樣，但如果是以進政府作為目標，可能加入政黨會比較快；至於是否可以轉進到大學任教，以目前台灣的學術環境來說，應該也是要看緣份的。

所以智庫人員最重要的還是研究過程中，是否覺得適才適性適所。當然智庫的工作也是很有壓力的，到一個新的智庫中，並不一定可以自由自在地浸淫在想研究的領域，大部分是根據部門分配的主題，不過，若是能用心把不熟悉的領域變成熟練的領域，相信就像當今年輕人打怪練功一樣，等級不斷提升到另一個階段，自然有其成就感。

董：國內智庫的待遇雖然無法跟美國的智庫相比，也有部分的人把智庫當作「跳板」，但台灣的一些智庫因為有半官方與半政黨的雙軌性質，因此是接觸政治實務的絕佳機會，可以發揮實質的政治影響力。舉例而言，智庫因為其雙軌性而在國際交流上有更大空間，外交官則受限官方身份而有較多限制。智庫可以說是影響台灣政治的一種獨特型態。喜歡人際交流、具備資訊統整能力以及對政治實務有興趣，才能在智庫工作上更有方向感。

圖1：政論75級部分學長姐由左至右為林繼文、林佳龍，黃長玲、王涵江，寇健文、姚力仁，楊永明。

圖2 1997年本系「選舉行為研究工作室」（又稱306）研究助理群與胡佛老師、師母出遊。前排由右至左為董思齊（公行86級）、周永鴻（政研所88年畢）、劉淑玲（政論83級）。後排由右至左為張佑宗（公行77級、台大政治系主任）、張鐵志（政論84級）、胡師母、張嘉哲（政論83級）、胡佛老師、吳親恩（國關81級）、李鳳玉（政研所89年畢）、施佩萱（政論84級）、趙淑芬（政論83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