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最前線：專訪郭崇倫學長（71年班）
採訪整理：陳靖（政研碩二）
郭崇倫學長簡介：1977年考取臺大地質系，後轉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1981年畢業（71級）。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臺大新聞所兼任副教授。
問：學長當年是考取地質系，後來如何決定轉到母系？
郭：考到了地質系後，參加很多社團活動。因為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媒體，曾參加臺大青年社。社長是地理系的學長胡元輝，我和他也很熟。我在臺青社花了最多時間，兩年後我開始思考將來是否要繼續念地質系。地質系不能說不好，但是我對於要記憶那些岩石礦物，然後要去田野，其實對我來講沒有吸引力，所以我就在沒有經得家中同意的情況下私自決定申請轉系。因為是降轉，所以相對來說也比較容易。後來家裡面不太諒解，但這是我自己心裡面的興趣，想學政治學。我是1977年進的大學（學號是B66）。當時雖然還未發生美麗島事件，但整體政治氛圍已經較為明顯，家中自然擔心我捲入政治漩渦之中。
問：學長可否多談一下轉系至母系後的學習、畢業後如何探入新聞界？和老師們的影響？
郭：因為降轉，念了5年才畢業。在5年當中，我對繼續從事學術很有興趣，所以畢業前也考上政研所。我先在馬祖當兵，回來就繼續念研究所。研究所時跟著許多老師修了不同的課。我跟的是剛剛從美國回來的蕭全政老師，我應該是他收的第一個碩士班學生，做政治經濟學。但我對歷史也有興趣，所以我後來做的論文是民國二十四年的法幣改革。我的速度比較快，兩年拿到學位。在快要畢業的時候，我曾請教過趙永茂學長，他介紹《時報新聞週刊》當時需要用人，問我要不要去？那個時候應該是1985年，我就先去了做一年。那個時候其實沒有想太多，只是想看看校園外政治的實況。
我自己學的是政治學，母系裡面很多老師都對於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影響。例如吳庚老師過世，我在大四的時候修吳老師西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他當時引用卡爾．施密特的說法「政治是敵與友的分辨」，這個論斷對我的衝擊很大。因為我的想法還是很傳統的什麼「權威性價值分配」。但是「敵與友的分辨」是更為簡單，可操作性，但又打中了我的內心。吳老師是從韓非或馬基維利的角度出發的，我覺得政治的本質就在這裡。
碩士之後，我也想進一步瞭解政治實務。當初曾做立法院的新聞稿抄寫記錄的工作。後來很快的，隨著趙永茂老師的介紹而去了《時報新聞週刊》國內組。週刊當時是一個新的嘗試，因為當時還有報禁，但是已經有各種刊物要冒出，《中國時報系》也要迎戰，余紀忠先生就把很多人調去辦週刊。週刊當時是強調「國際的視野」，國際組很強，有傅崐成、劉必榮等人。過了一段時間國內政治風起雲湧，所以國內組也變得很強。
在當記者這段時間，也經歷了很多事情。例如碰到了許信良從機場要闖關，跟著朱高正在雲嘉南第一次選立委等。整個那一年我覺得收穫非常多，但是我那時候還是想要繼續的從事學術。畢竟那時候才20多歲，有很多人講說記者工作好像不能做一輩子。我就想好吧，我在工作的同時我就申請了美國的大學。所以我就到了芝加哥。
問：學長後來又去美國讀博士，但就讀時也從事新聞工作，談談這中間的轉折？
郭：我後來考取傅爾布萊特獎學金，申請到芝加哥大學留學。到了芝加哥以後，黃長玲原來是政治系的學妹，結果比我早一年到，成為學姊，與我同一年到芝加哥的還有中研院臺灣所的吳叡人，之前則是吳乃德；開始主要的指導老師鄒讜教授，鄒老師對我很好，因為芝大很麻煩，要重新寫碩士論文，鄒老師看了我在臺大政研所的論文以後，覺得可以抵過。但獎學金只給兩年的錢，我必須思考經濟問題。兩年結束以後，我暑假就回先臺灣，問報社有沒有工作機會，見到余紀忠先生，余先生說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先生那邊需要人，原本要我到華府，後來改派去紐約。紐約當時負責人是杜念中，然後還有馮光遠等等，很多人都在那邊，我在紐約大概待了三年多，是我覺得我收穫很大的一段時光。
從1990-1993年的三年間，當時臺灣剛剛解嚴，大陸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我們在海外突然被賦予很多工作。比如說一時之間海外「民運」活躍，另外就是隨著臺灣解嚴，李登輝上臺，海外臺獨跟島內之間有呼應現象。我就碰到彭明敏先生多次，他來紐約開記者會，提出回國的要求。還有兩岸經貿啟動，像是王永慶要啟動「海滄計畫」，政府不同意，他就在紐澤西放話。我在紐約還學會了怎麼「讀懂」美國媒體，像是《紐約時報》，如果是我還是一個留學生，不可能有這麼多時間來瞭解美國的媒體。
我們每天早上都有一個人負責要把紐約當時的所有的報紙買一份。當時沒有網際網路，需要負責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找到臺灣關心的新聞。因為時差的關係，這裡早上7點就是臺北時間晚上7點，要在3個小時到4個小時發稿。之前是靠打telex，那時候有傳真了，我們寫稿以後用傳真發回去。
問：所以學長芝大那邊是休學？後來如何展開報社的生涯？
郭：我離開芝大時沒有休學，因為芝大跟哥大之間有交換的計畫，我每年到哥大選一門課。但開始到紐約做記者以後就很難兼顧論文，後來與學業距離就越來越遠，體會到學術的這一條路可能不會再走下去了，可是媒體卻是越來越感興趣的。
三年半過去，報禁開放，時報也在不斷擴充，我也就調回臺灣了；我在《中國時報》的工作。剛開始是在專欄組，後來就到國際新聞中心，一路做過去。有一個工作我最喜歡的，叫做「全球特派員」。時報在國外沒有特派員的地方，碰到大事就派我去。但這樣的「好日子」只有一年多，因為杜念中到新創的《蘋果日報》，他的工作我整個要接下來，包括國際版、大陸版還有海外特派員的聯絡，案牘形勞，經常會工作到晚上12點多，定版出來，簽完版才能夠走，那一段時間是我最忙碌與充實的時候。
問：學長能否聊一下新聞生涯最有成就感的事？
郭：第一是有機會提出關於「總統直選」自己的觀點。那時候我還在紐約，國內正在爭議總統要不要直選，大家從「主流」、「非主流」的爭執看，我就覺得應該寫點什麼東西。那時候不知道報社立場，不敢把意見直接寫給時報，就寫給《中時晚報》，當時正是蘇聯解體前後，戈巴契夫也不是直選出來的，他的正當性被直選的葉爾欽超過了。如果臺灣省的省長是直選，總統沒有直選，也會有「葉爾欽效應」。我的結論就是用俄羅斯的例子講臺灣總統「直選」的必要性，晚報登出來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在辦公室接到臺北電話，總編輯說晚報登出來的文章反應很好，余先生要跟你講話。余先生說，這個主張老早就是報社支持的。結果同一篇文章是晚報又登，日報又登，發揮了一定的政治影響，記者的成就感來的最直接、最快。這件事讓我決定將來繼續做媒體。
第二件事是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後，大陸長時間延遲官方回應的內情。2016年時，蔡總統的就職演說發表後，第一時間有多位智庫領導人做了非正式的評論，都說很正面，所有人都在等大陸的官方反應，但長達四個小時沒有正式反應。
這個過程有些奇怪，照理說，事先不可能沒有溝通，應該有某種默契，而這幾位陸方資深學者不可能沒有事先接到官方暗示，自己說是「過關了」。特別是蔡總統演講裡提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更是一個plus，這是原來北京沒有預期到的，但是接下來4個小時沒有任何的動靜，最後出來的是偏強硬的態度：「未完成的答卷」。事情變成這樣，臺北也很詫異。
過了三個月後，我在7月的時候去了一趟大陸，一次交流中有一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前輩透露，520當天他也被請到《人民日報》，開座談會，結果大家評價不同，說要等到官方的定調出來再談，一直等到下午4點之後，有人來說「上面」的說法來了，是「未完成的答卷」，他們就根據這個來評論，也琢磨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後來社科院臺研所一位資深學者也說，早前大陸學者評論蔡總統談話「過關」後，所裡電話接不完，很多人打電話來罵，壓力大的一塌糊塗。但是不是因為輿論反應這麼差，才導致北京最後轉硬？還是說原來兩岸的溝通就有問題？這到目前還是一個謎，我就把這四個小時的轉折寫出來了。
後來淡大趙春山教授就跟我說，你寫的正是蔡政府到現在還在納悶的，究竟大陸內部決策發生了什麼事？臺北覺得大陸背信，與之前溝通默契結果不同，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大陸內部有鷹派與鴿派，鷹派最後否定了「過關」說，但鴿派似乎一直還希望能夠挽回，經過幾個月以後有一個在昆明的兩岸研討會，會上權威學者表示「歡迎臺灣經過授權的智庫可以跟大陸溝通」，當時大家都很樂觀，可是會後發生「川蔡通電」，這事又沒了。
整個的兩岸之間的事，其實很多時候陰錯陽差，或者是無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影響；我的這篇評論雖然無法完全解析，但對於一個媒體工作者來講，能夠身在關鍵時刻，深入報導，是很有價值的。
問：學長後來轉到聯合報系發展？
答：如果不是因為《中國時報》經營權變動，可能我還繼續在《中國時報》。但後來離開，輾轉去過不同的地方，《商業周刊》我也去過。在2012年的時候，我去了《聯合報》。那個時候《聯合報》想要做UDNTV，我去負責它的國際新聞與談話性的節目。談話性的電視節目其實是另外一種學習，因為這個是你要面對觀眾，跟文字的呈現方式不一樣。談話性節目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BBC的Hard Talk，咄咄逼人，以完全不相信受訪者的方式質問，從你的話語挑毛病。另外還有一個形式，是美國PBS的Charlie Rose訪談，比較溫和，誘導你把話講出來。我做的方式比較是像後者。後來UDNTV結束了，我又回到國際新聞；我現在已經不是跑線記者，但還是做採訪，用做寫長篇的深入評論。
問：新聞媒體要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但是不可避免社會上會給各個媒體貼標籤。想要拓展讀者或者市場，原來的基本受眾會有些不滿，不知道學長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答：這個不是小問題。我認為媒體其實有些程度像政黨。一旦有了固定的讀者，有些時候很難跨越到中間或另外一邊去，吸引新的讀者或新的追隨者。在臺灣的政治還沒有開始巨變之前，報紙跟政黨都比較「向中間競爭」，以捕捉到更多的追隨者。我在年輕的時候，每次碰到大的事情，大家都出去買各種報紙，希望能夠知道不同的看法。可是現在卻是，如果我們的新聞或評論離開過去立場，偏向一方，比如說我們用的詞從「核食」變成「福食」，就引來非常多人的批評，說你們是不是改變立場？所以媒體會被迫多少遷就既有立場。我從過去的中時，來到現在的聯合，感受特別深。就是說現在考慮到你的讀者，難以離開基本的立場，所以記者也被迫有「脫隊」/「歸隊」的現象。
我自己有對意識形態的一個反省，基本上是兩個，第一個是我比較傾向於保守主義。保守主義不是反動的那一種，而是說民主化以後，跟進步主義相對的東西。保守主義更重視秩序，避免劇烈的變動。第二個意識形態是，我的家庭背景是外省人，傾向於讓我反省族群認同的問題。特別是我在美國觀察族裔政治現象，感受更深。我這兩個想法目前在《聯合報》裡面是可以生存的，或許《聯合報》是少數還能夠容納這兩種意識型態的媒體。臺灣的媒體其實政治化的情況非常的嚴重。也不是說《聯合報》就完全沒有偏差，但它比較可以從少數、保守的立場上面促進多元公平，跟我的想法是比較契合的。
問：目前國際社會對臺灣的言論自由的評價很高，甚至領先美國的言論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擔心，好像其實是有一條看不見的自我審查的邊界。學長在新聞最前線，有什麼評估？
答：我們雖然沒有明白的政治上的禁忌，但是似乎有一個看不見的線。比如近美國參議員來訪提到購買波音飛機的事情。其實我們在第一時間也沒有發現此事，是因為傳出高層希望買，華航出現雜音，才把這個消息透露出來。回去追查錄影，發現翻譯當時沒有把它翻出來，為何中文稿沒有？才讓這個事情上了新聞。
報紙在標題裡說議員強銷飛機，政府質疑怎麼可以把美國議員對我們的好意扭曲？所以強硬質疑報社是配合大陸在做認知戰。但我們覺得對於明明寫的是正確的事實，如果頂不住的話，以後別的新聞也甭報導了。其實讀者都在看，要知道下一次有新聞事件能不能相信你。我覺得報社做的算是還不錯，沒有讓人家找到大毛病。
問：網路新聞時代跟舊的傳統共存的時代，新聞專業中是否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包括新聞的文字品質，還有就是更容易政治化？
郭：網路媒體與紙本確有差別。我們以前在做報紙的時候，其實對於文字跟標題都非常的講究，非常重視。很多人要核題的，一字之褒一字之貶都有很大的差別。現在的網路，要求的是吸睛，下題聳動，而且往往要求要快，所以在這兩個情況之下常常出錯。再加上為了要競爭速度，不等到自己記者調查瞭解，往往從外面已有的來源去抓，錯誤率是非常高的。我現在希望「慢一點」沒有關係，但是一定要確保內容是正確的，否則新聞沒有公信力（credibility），就只是騙點擊率。
問：可否給未來的學弟妹一些建議？新聞界有很多政治系系友，都是做得不錯。但現在的變化，數位匯流、商業化，然後政治極化的環境變得很快。跟我們當年在念政治系或者是念社會科學的時候的期待，可說是面目全非。學長覺得對現在考慮再進新聞界的學弟妹，要有什麼心理準備？
郭：現在如果大家想要來媒體，我是強烈的建議：不要。因為太辛苦。如果是真的還想要進入媒體的話，還是先要經過相當的訓練，我並不鼓勵大家一下子就出來做自媒體。因為其實自媒體，沒有一個相當的基礎，往往最後流於你做一做就做不下去了。為什麼大家傾向於做自媒體？主要是因為科技的進步，這門檻很低，你很容易就能夠做到有傳播效力。但是它裡面的內容其實都蠻薄弱的。總的說，媒體這個行業現在一直是在萎縮當中，如果有別的選擇的話，我是建議學弟學妹們優先考慮別的選擇。
老實說，政治學的訓練是延續了我做媒體的生命。一般的第一線記者，他們大概熬個10年就熬不下去了，老實說因為每天發即時新聞，又要文字，又要影音。又要攝影，每天累得像狗一樣。然後到下一個階段，要不然就是做主管，開始改稿離開第一線，要不然就離開這一行。政治學的學術訓練，其實是幫我能夠更深的來組織目前我所看到的題材，尤其目前的國際新聞，變動又非常的大，後面不同的理論詮釋與衍生的東西，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不斷在去鑽研的；所以政治學訓練讓我目前我的記者生命可以延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