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務最前線：專訪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童振源學長（81年班）
採訪/攝影 邱佑寧（政研碩二）
- 童振源學長（國關組81級）小檔案：
- 臺大政治學系國關組學士、政研所碩士
-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事務碩士、博士
- 曾任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新聞秘書、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大陸委員會副主委、行政院發言人、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駐泰國大使、現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問：學長在學界或政治實務界都有相當豐富的經歷，但在學界服務之前也選擇出國留學，為何先選擇出國進修與深造？是否可以提供當時的考量，給學弟妹做些參考？
童：時代變遷很快，90年代時很多臺灣學生到美國留學（也是美國前十大外籍生來源）。當時我沒有太多規劃，希望能看看世界、學習更多學以致用的知識，但沒有經費。當初拿到臺大政治碩士學位後先工作，後來第一次考國際關係組公費留學考試沒考上，在1996年第二次才順利通過考試、有機會到美國唸書。之所以到華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再念一個國際事務碩士是公費資格的要求；可以說，一方面是有夢想，一方面也是有機緣。但當時對讀完學位後的未來也沒有想太多，後來順利找到政大教職也是當初沒想過的。
但初去美國才知道壓力大，除了教育部獎學金，還是需要打工。到美國我馬上申請博士課程，因為已經有臺大碩士，但當時校內唯一做亞洲研究的教授沒有收非日本學生。後來，剛好藍普頓（David M. Lampton）教授剛到職，才在1998年4月初順利成為他的第一位博士學生。也因為拿了獎學金才能專心讀書，比起當時很多其他同時工作的美國同學，算是很幸運。後來很多美國同學沒有畢業都是因為外面有工作。在2002年3月24日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回來臺灣很順利找到政大教職。所以這個問題有些前提不存在，因為一開始沒有想到出去能不能回來找到工作。
問：學長在母系與美國期間，兼顧課業、工作與實務，能否介紹一下這個歷程？
當學生時沒有想太多，只想要多接觸多看看。但畢業後工作後一段時間，不論是在民進黨或是幫彭明敏教授（1996年參選總統）工作，都發現我們的視野一直受限：臺灣要往哪裡走？因為當時臺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與國際大環境的冷戰結構一直變化，1995年我在民進黨中國事務部時，發現環境變化太快、只靠課程學習的知識不足，當時中國研究也不夠，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更無法解釋與克服盲點。當時有很多辯論，但我自己也沒有答案，因為實務經驗很有限。何況當時很少人去中國，東南亞情況也不明，所以會想到國際去走走。
童學長在美國與恩師大衛蘭普頓教授夫婦合影在美國華府生活遇到的衝擊很大，因為全世界的事情都在這裡發生：中國、臺灣、西藏、中東、俄羅斯都有，可以在華府見證全球事務的辯論，也可以看到美國人或其他國家的人對臺灣與中國的反應。第二個衝擊是，國際關係不只有國際政治而是國際事務，從功能性而言包含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氣候變遷、能源、軍事、外太空等不同面向。這些現場實務和過去在學校的訓練不太一樣。在華府可以看到各種議題的各種角度辯論。加上在SAIS修課都要雙修，國際經濟是所有學生的必修，在後冷戰時期便可以透過經濟角度關注東亞戰略、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所以是很好的全面了解國際情勢的機會，整個華府就是國際事務研究的「大學校園」。除了地理意義上的校園之外，在華府見到各國大使甚至總統也很平常，我想全世界除了華府之外，恐怕沒有其他地方有這樣的學習機會。
問：學長在學期間，就曾開始參加政治實務工作，職涯中也在政黨內擔任中國事務部的職務、之後歷任國安與外交要職，現在又負責僑務工作，如此豐富的閱歷帶來什麼不同的視野？有什麼體驗與感想？
我過去在陸委會待過，有一些政府經歷。所以能擔任行政院發言人，我想大概是因為之前對政府組織運作有了解、容易統合各單位的意見、能夠對外做說明。當初為什麼會選擇我？需要問總統。到國安會當然就跟我過去傳統的專業比較相關。臺灣對東南亞研究的人比較少，在政府歷練過的人（除了專業外交官之外）可能更少，到泰國擔任大使可能因為我在國安會負責新南向政策的研析工作。
我之前沒有去過泰國，第一次到泰國就擔任大使。要說專業，還是有限，可能是總統對我有信任。其實擔任政務官，很重要的是信任感。長官放手讓我去做，在背後就必須承擔一切的後果。在泰國服務期間，僑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也許因為在泰國的僑務工作做得還可以，所以總統希望我擴大服務全球僑胞。
我想大概這之中不完全是以專業角度思考。比如說，也沒有所謂的「專業的」總統，總統要處理非常多元的議題與政策，同時要有識人與用人的本事，沒有一個學術領域或實務工作可以涵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第一，如何能夠奠定好專業知識基礎，然後運用到現實議題上；第二，要學習如何領導跟統御，畢竟這在課本上學不到；第三，就是長官要信任你，在這些基礎上才有機會做好事情。
在這些磨練當中，有一些新的進展和原來我的專業不完全相關。反過來說，每個位置並非一定要有「專業」才能擔任。有時工作歷練反而對未來發展是更大的助益，「做中學」是一個蠻重要的，但基本的知識是鍛鍊邏輯思考、專業知識應用、背景分析以及思辨能力。像教書也一樣，我們在美國念書時也沒多少機會教書，但是回到臺灣也是慢慢地備課與學習，教了五年或十年可能會更熟悉，但你沒有專業知識你就無法教。有了專業基礎，再慢慢應用到現實的環境中，再加上你有機會到那個位置，可以學習更多。
問：學長很早即接觸廣義的政治實務工作，可否談談當時的同時兼顧課業與政治工作的選擇與心路歷程，給想投入實務的學弟妹一些建議？
我在臺大碩班時，在民進黨只是兼任研究工作，可以補貼生活費，再者是工作內容與學校課程息息相關：我在中國事務部所處理的就是兩岸關係與中國發展現況。當時我並不是要投入社會運動或選舉，主要是以研究為導向、是研究助理，所以當時還能兼顧。
現在的碩士生，如果有機會，我建議應該也要和社會實務多結合，因為學習要能應用，才能將所學轉換成解決問題的方式。否則我們學的都是「別人的」：比如中東石油爭奪問題，我可以唸得很好，但它跟臺灣的關聯是什麼？我覺得當時在政黨工讀是一個機會，就是讓你有這個契機、了解現實運作，讓我們獲致更多啟發。
問：學長剛接任委員長，就特別注重推廣華語文教育，請問學長目前的工作重點、心得與對推廣海外華語文教育的看法。
僑委會業務是一個綜合性的工作，有僑民處、僑商處、僑教處、僑生處、綜合規劃處、僑務通訊社、秘書、人事與會計等，很多業務是我過去沒有接觸過的。很多問題我們都要處理，如疫苗、僑商在海外生意經營或遇到詐騙、小孩想回臺灣唸書等問題。
我當初設定四項工作目標，這些想法主要來自我在泰國的經驗。第一個是運用新科技與新模式擴大服務全球僑胞，因為三年泰國工作經驗的學習，慢慢體會到僑務工作怎麼做。但是要服務全球僑胞，便要衡量僑委會有多少能量。僑委會人數是相當有限的：我們在總部只有262人、在全世界有58人，加起來320人，要服務205萬的臺僑、4,900萬的華人，光看數字就知道多麼地困難。所以我們要用新科技，包括數位科技、網路科技與智能科技，提供工作效能。
但新科技還不夠，還要有新模式：首先，我們要整合僑委會內部的各種資源、人脈與資訊。第二，就是要整合各部會的資源，我們跟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客委會、國防部、退輔會及海洋委員會都有合作。例如，去年我們辦了一個歌唱比賽，我們跟文化部跟客委會合作，除了華語歌曲，還有閩南語及客語歌曲的歌唱比賽。
第三，要整合臺灣社會各界的資源，包括企業、學校、NGO與研發單位等相當多的資源。我們在去年推出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10個研發機構協助僑臺商發展。10個研發機構的能量多大啊，一個工研院就有6,000多位研發人員、遠遠比僑委會大多了。其次，我們還推出35個大學國際產學合作服務方案，也跟NGO合作，比如去年四月跟慈濟基金會簽訂了合作備忘錄，在教育、急難救助與慈善項目都可以合作。第四，要整合海外的駐外館處、臺灣商會與僑團，都是可以結合資源的單位。第五，在國際合作部分，我們要跟各國駐臺大使館合作。
透過這些方式，我把整個僑務工作資源整合擴大，再處理各個議題，但議題不一定是我設定。例如，在2020年6月回來臺灣之後，臺美、應該說整個國際情勢有很大變化，川普政府開始關閉孔子學院。臺灣在2020年12月2日，跟美國政府簽訂《臺美教育倡議》。有政策目標之後，接下來便是要找方法，再來是態度。
經過內部分析後，全世界有1,029個僑校，所以我們用僑校為基礎，在歐美推動成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在去年有18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成立，美國15個、歐洲3個（德、英、法各一），今年再有27個成立：美國增加了20個（共35個），歐洲增加7個，除了德、英、法之外，還有四個新的國家加入：瑞典、奧地利、匈牙利與愛爾蘭。
再來是與當地主流中小學的臺裔華文老師合作，美國與歐洲大概有600位，推動教材、師資培訓與文化活動合作，也安排學生到臺灣參加研習班與英語服務營。
第四，與台灣的華語文學機構及智能教育產業合作，用這個資源協助海外僑校發展，同時協助我們的華語文教育產業擴展全世界市場。僑委會不僅發展華語文教學，也帶入產業面，我認為透過這樣的方式既可以達到目標，又可以幫助臺灣、僑校與當地的學生。
問：是否可以請學長以自身的豐富經歷與過來人的經驗，給予有志於想投入公職生涯的學弟妹一些建議？
我的位置和一般公務員不一樣，坦白說政務官不是求來的、是一個機緣。很多可能是需要你有一些專業，但有些可能是選舉或政治因素所產生的，臺灣是民主社會，政府的政務官，基本都是政治任命。走政務官的話，就不是說你想要走就能走到，當初我也沒想過這樣，我只是要回學校教書。一步步推回來，並不是說我當初是要當政務官，才會走這條路。
如果你選擇文官的工作，那就是另外一條路。你在學校有興趣，可以考公職，這條路相對單純。如果今天你要考公務員，當然就一步一步爬，這過程當中有機會能夠深造是好事，但是深造跟你的公務生涯的發展未必是完全一樣，因為畢竟進入公家機關後，要面對多元業務。像僑委會同仁有念經濟、金融、政治、教育，也有念語言的，所以很多事需要你的基本知識，進來之後還要學習更多元的知識與實務經驗。
更重要是態度：你要能夠積極進取，要能夠學習各種知識。舉例來講，我剛剛進來僑委會的時候，資訊室同仁都在加班，我又想推數位化，這當然會是一個問題。因為疫情關係，大家都做視訊會議，所以資訊室必須協助，如果還要做數位化，就會很困難。可是，如果就這樣停下來，那之後就沒有辦法推動了。政務官必須克服這些問題。後來我跟同仁講，兩個禮拜之內各業務處室都要學會操作視訊設備，這個目標完成了，便緩和了資訊室同仁的工作負擔。
問：學長豐富的學經歷一路走來勢必有所取捨，想請問是否有學長現在回想起來，有沒有什麼稍感可惜之處？
人生總是在做抉擇，其實抉擇比努力更重要，我想這句話應該很多人講過，因為抉擇之後就沒有另外一條路了，所以也無法說什麼是最好或最壞。比如說以前在政大，一個星期跑步四到五天，到了政府部門，便完全沒辦法跑步了。在泰國的時候，每天都有僑宴或工作，在泰國也沒辦法跑步，就是一種取捨。
當然一開始沒有想太多，想說就去做吧，做了之後才發現，原來有些生活必須調整。但做了這個事情後，可能也會有新的收穫。比如說在泰國認識很多僑胞，他們也真的都很幫忙、支持與體諒，所以過年過節都會收到僑胞的點心，表達對臺灣的支持。我覺得這些東西，也不是一開始就能知道的。但我想，人生嘛，反正就走一遭，你願意就做了吧，你也沒辦法考慮這麼多。
本來2020年我是要選擇回到學校，應該是相對單純，但後來總統希望我來僑委會服務。所以有時候不是你決定去哪裡，而是說在這過程中，你要怎麼做才最對得起自己？過程中不見得有時間考量所有變數跟未來，但反正我覺得對得起自己就做做看，說不定會有一些未曾遇見的可能性。如果思考重來，很難做假設，在當下對得起自己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