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最前線：專訪詹怡宜學姊（77年班）

郭銘傑（92級國關組）、吳謹安（政研二）採訪整理

詹怡宜學姐（77級公行組）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姐出國留學前曾任《中國時報》，學成歸國後曾任《聯合晚報》、《自立晚報》記者，並為臺灣首個衛星電視頻道無線衛星電視台TVBS的開臺元老。學姐從事新聞工作至今約30年，歷練豐富：除了記者，還曾擔任主播、製作人、主持人。詹學姐製作的《大河戀系列報導》更於2000年獲得金鐘獎最佳新聞採訪獎；2005年學姐再以《一步一腳印，發現新臺灣》獲得文教資訊節目主持人獎。學姐現任TVBS新聞部副總經理，並為母校新聞研究所兼任講師。

雖然現今社會對於政治系的刻板印象是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擔任公職，學姐卻走出一條新聞路：從記者到主播，再到節目主持人與新聞部副總經理。從政治到新聞如何可能？今年3月29日下午，學姐應系友會邀請，假母系貴賓室接受總編輯郭銘傑老師、碩士班二年級吳謹安同學專訪，內容整理如下。

問：當我們還在學時，學姐已在新聞第一線服務，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學姐在新聞的領域是一個典範性的代表人物，對於學弟妹的生涯規劃很有參考價值。想請問學姐在還有「大學聯考」的時代，是否有其他想要就讀的科系？為何會將政治系列入考量？

詹：我那時是就讀政治系公行組。那時是聯考變革時期，但填大學志願仍然比現在單純許多，我填志願就是照著分數高低去填。高中時，我只確定自己喜歡與社會相關的科系。儘管之後做新聞，但那時並沒有立志要成為記者，只想著自己想要做點「對臺灣社會有貢獻的事。」所以大致上還是照著上一屆放榜分數高低填志願。

當時我有填經濟系與法律系，但對於經濟，因為自己數學不夠好，所以疑惑自己是否能夠唸得好；也有一點想念法律，但卻覺得自己可能也不夠暸解法律。自己其實對於學系沒有那麼清楚，只有一個很模糊的方向。我現在看女兒未來想念法律，她會比當時的我還認真去申請。

讀政治系時，覺得最棒的出路是成為學者。當時覺得唸書是最厲害，很聰明的那種人，理應就會繼續唸下去，就是一種「有為者亦若是」的感覺，就像蕭全政老師。此外，自己也想畢業後去立法院當助理，但並沒有特別想去當公務員。

在大四的謝師宴時，彭錦鵬老師跟我們介紹了工作機會，是《中國時報》國際組的編譯。當時自己一直想著要出國唸書，但不是大四就做好準備，所以心想如果找到工作，準備一下再出國，這樣還不錯。所以我那個時候先去了《中國時報》。

時報的考試是翻譯一篇時代雜誌的文章，我的英文沒有特別好，但這個工作可以晚上上班，白天準備GRE考試，所以就到了時報國際編譯組，從那時開始接觸新聞工作。我在時報待了一年，隔年（1989年）的6月發生天安門事件，需要翻譯大量外電，國際組的同仁就被派至大陸組寫稿。那時，申請國外學校的結果也剛好出爐，我就出國了。這一年工作的經驗才讓我真正暸解新聞是什麼。雖然只是翻譯外電，但你會想像自己彷彿身在現場，覺得自己寫的東西能夠影響別人的觀點，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棒、很享受。我當時是最菜的，負責的是拉丁美洲的新聞，而因為拉美常發生政變，需要去暸解這個國家。剛好自己又是念政治，就覺得這件事情很不可思議。印象很深刻的是自己前一天寫的稿，隔天坐公車時，剛好看到旁邊的的乘客正在閱讀自己寫的新聞。陌生人讀自己寫的文章，讓我覺得很感動。

申請學校的結果出來，我就到了芝加哥大學讀書，過程算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在如此學院派的芝加哥大學念公共政策的那兩年，我意識到了自己如果走上學術，寫的東西可能放在圖書館，就再也沒有人看。可能是因為這樣，讓我想要做一份能夠影響人的工作。芝大的公共政策學院比較實務導向，沒有那麼的理論派。也是那兩年的經驗，讓我意識到自己沒有能力做學者。因此，在芝加哥的那兩年，讓我確定自己之後要做記者。

問：學姊在政治系時，有沒有讓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師長或是課程，以及在政治系四年的收穫為何？

詹：蕭全政老師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模式就像人生導師，很常跟我們聊天。另外，在大四時我參與了胡佛老師主持的民調研究計畫，我在裡面擔任訪員。參與的還有正在攻讀博士的陳明通與林佳龍。之所以曾想當學者，應該就是受到這群人的影響。後來我也擔任過甫回臺大任教的朱雲漢老師助理。朱老師返國寫的第一封推薦信應該就是我申請芝加哥大學的推薦信。朱老師親筆幫我寫了非常好的推薦，我才有辦法申請到芝大，讓我非常感謝。日後遇到學生希望我幫忙推薦時，我都想著要像朱老師一樣認真寫。

問：相比臺灣的高等教育，美國的訓練給學姊什麼樣的收穫？

詹：芝加哥大學的課程非常扎實。我在美國的兩年，用英文上課並理解內容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壓力非常大。本來自己是因為數學不好，所以讀政治系，但到美國卻因為自己英文不夠好，當時讓我最有成就感的課程卻是微積分，拿的分數讓我有一點自信。用英文表達讓我壓力很大，即便到現在都讓我覺得語言很重要，而語言也影響我們的思考。

研究生的課程多為討論或報告課，這是我覺得與臺大差異比較大的地方。在臺大時，大班課很多，因此那時思想訓練與表達的機會比較少。進到芝大，會很感動自己身處在一個崇高的學術殿堂。或許那兩年沒有學得非常好，反而讓我更清楚知道回國要當記者。

問：請問學姐是什麼契機，讓您畢業後選擇進入新聞界？在政治系的訓練對於新聞工作的幫助為何？

詹：從美國回來時，我寫了幾封信給報社的總編輯闡述我的工作經驗，以及自己想要跑政治新聞。但現在我在新聞界工作這麼久，卻是從來沒有收過這樣的信。當時我沒有跑過新聞，只有翻譯經驗，卻自以為可以跑政策新聞，因為念的是公共政策。這種無知的勇敢可能來自於自己念政治系，覺得政治系畢業，跑政治新聞應該會不一樣。我的認知就是跑新聞需要專業，而我具備政治系訓練的專業。

政治系的訓練讓我很關注政治話題。當時正逢解嚴，和現在很不一樣。寫了幾封信後，我收到《自立晚報》主管的回信，要我去試試看。我覺得自己在政治系受到啟發，也在意民主的發展，希望有比較開放的媒體環境。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我進入媒體，在《自立晚報》一年、《聯合晚報》一年，之後到TVBS，就這樣待了二十幾年。

問：記得那個時代「修憲」是很大的議題，是不是那個年代因緣際會的，新聞界對於政治方面的人才需求比較多？

詹：有這個可能。我覺得現在與過去跑政治新聞有很大的差異。現在媒體大多注意政黨間的政治口水，但當時我們跑政治是很重視根本性、原理性的東西，像是修憲、「委任直選」等等。當時也正值地方制度法、政黨法修法，我們會花時間討論這種「修法後影響很大的法律」要怎麼修。但現在媒體大多包裹處理政府修法過程，不注意修法細節。這種差異可能也跟我當時任職於平面媒體，跟現今電子媒體蓬勃發展不同有關。媒體從平面走向到電子，我也經歷了這一個巨變，媒體確實改變了整個社會。

問：TVBS成立在當時是很大的震撼，開創許多新聞播報方式的先河，跟「老三臺」形成很大的對比。對於現今媒體在社群網絡上的發展，學姐有什麼樣的觀察？對於記者跑政治新聞方式的演變，有沒有什麼省思？

詹：我對於使用文字表達比較有興趣，因此當時沒有特別想要進入電視臺。當時離開《聯合晚報》到TVBS，其實是想要重新思考真正想做的工作。當時TVBS剛成立，我想可以去學新的技術。當年「老三臺」新聞都有固定播報模式，政治新聞永遠擺在最前面，觀眾無法掌握當日新聞重點。TVBS重新定義了新聞的順序，是很大的突破。比如說，某地發生了大火，成為頭條新聞，現在看起來稀鬆平常，在當時是很新的嘗試。

這段時間，我也在學習如何把新聞做得更精彩，幸好老闆很支持。當時除了用SNG車播報新聞，也開始了劃時代的「2100全民開講」節目。當時，民眾call-in到電視臺是很新奇的事，觀眾也聽得津津有味。畢業幾年後，我遇到蕭全政老師，他稱讚TVBS開創了新的概念。我覺得很榮幸，改變了臺灣觀眾對電視的制式想法。當時也發生了其他重大事件，包含921大地震，覺得還好有TVBS，用全頻道新聞、以SNG連線重現新聞現場。

後來的發展，商業電視臺跳脫黨國色彩，各臺都重視收視率的情況下，節目越走越詭異，中間甚至一度比較偏向「腥羶色」。腥羶色是可以靠新聞自律去化解，觀眾也不見得愛看，因此這已經不是問題。可是政治上的口水是很難自律的，各臺為了收視率，讓立場分野越來越明顯。稍微有點藍的觀眾聽到電視臺偏藍的立場就會覺得高興，偏綠的觀眾也是一樣的道理，最後就會發現政論節目沒有辦法促進理性對話。

「2100全民開講」製作時會試圖找不一樣論點的人，做到平衡。但現在真的很難，因為不同意見的出現，可能會讓觀眾不悅。而這也跟後來的數位發展有關，閱聽人自己去找自己喜歡的同溫層，也很沒有社會力量要求節目要做到立場平衡，很難回到「某個議題應該要多方論點辯論」的時代。現在的平衡變成「頻道間的平衡」，頻道內沒有對話，這件事情其實蠻可怕的。觀眾可能覺得立場不同轉檯即可，但事實上觀眾不太轉臺，在網路上也是這樣，讓政治上的激化情形越來越明顯。電視臺的高層雖然想嘗試做理性對話的節目，但在實際執行上就是有困難，因為這樣的節目沒有收視率。其實電視是可以回到知識面，讓觀眾覺得電視還是有影響力認識一些事情，但這個過程可能是緩慢的，目前恐怕還無法看到樂觀的發展。

問：《一步一腳印，發現新臺灣》曾經獲得金鐘獎殊榮。想請問學姐，在走訪臺灣各地，製作行腳節目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採訪經驗？

詹：2004年做《一步一腳印，發現新臺灣》節目當時，電視也是走到腥羶色的高峰，而這也是讓我們決定要做這個節目的原因。但做電視跟觀眾有關，需要看觀眾回饋決定是否繼續。在摸索過後，我們決定以講「人物」而非「事情」作為節目主軸。之後其他電視臺也推出類似的節目，才讓我們覺得人物專題是可以做的類型。總之，做電視需要一直尋找說故事的方式，得到回饋後再繼續試試看，我覺得「一步一腳印」是我們團隊運氣好，找到適合的說故事方式。而政論節目的改善之道，可能也是需要去摸索什麼樣的觀眾回饋是健康的。

而我們常說臺灣觀眾不看新聞，但這次烏俄戰爭發現臺灣觀眾其實十分關注國際新聞，所以我們才派記者去波蘭報導。而當時做《一步一腳印，發現新臺灣》，走出臺北辦公室到中南部，看一些地方的人事物時，覺得很有感觸。有一次自己曾經到臺西鄉，遇到一群小朋友，我就問他們說這裡需要什麼。有小朋友說需要百貨公司，而有一個小孩說這裡只需要「奇蹟」，當時就感覺到採訪新聞的樂趣。隔幾年回去臺西鄉採訪，會覺得有些人正做一些事，看到一點一滴的改變，就會覺得這應該算是「奇蹟」吧，也符合我們「一步一腳印」的精神。因為一則報導而鼓勵了地方上的一些人，會覺得做這件事情多少是有點價值的。而這就是做新聞有趣的地方。

做新聞時，當我們把時間軸拉出來，會發現有些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當然也有可能往不好的方向。但我覺得「時代需要被記錄」，儘管我們可能沒辦法改變，但「紀錄」仍然是很重要的工作。因此，在做紀錄的工作時，我都會覺得媒體是有正面價值的。

問：學姊曾經擔任過新聞界許多角色，包含主播、主持人、記者與主管，想請問哪宜個是您覺得感觸最深的，或是最喜歡的，能夠實踐自己的願景？

詹：我覺得最喜歡的應該是記者，能夠最直接訪問與紀錄。幾個星期前我在做專題時，因為人手不足而決定自己訪問、邀請受訪者，也身兼主持人。當時是去屏東，準備採訪的過程中我覺得非常愉快，開始要真正接觸人，透過影像說故事並詮釋它，是自己最享受的事情。

用影像去改變人，就像當年我在公車上看到陌生人閱讀自己寫的新聞，那個成就感是一樣的。現在Youtuber出現，電視觀眾變少，也許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影響力沒那麼大，觀眾從網路上看到自己與之前觀眾大多從電視上收看，兩種感覺其實是不一樣的。我不否認，網路的出現讓媒體能夠變化的可能性變多，但我自己享受的是自己能夠影響別人，而觀眾也因看到自己的節目而受到感動這件事情。

問：政治系學弟妹畢業後有志從事新聞工作，有沒有什麼建議或是勉勵？

詹：我還是覺得政治系是非常適合做新聞的。我做記者時，覺得政治記者不需要從新聞系畢業。而我當時進媒體時，覺得只要我關心的是某個領域，則自己做記者的技術層次就不用很高，我在意的是內容。

學政治的人對政治有熱誠，做政治新聞的門檻老實說沒有很高，而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臺大沒有新聞系，而我也覺得不需要。政治系的訓練是看社會的方法，再加上你的熱忱。你有這樣的背景來作為記錄時代的人，是剛剛好的。只要再學一下用什麼方式記錄時代，不管是用筆、廣播、電視等等，做好新聞，作好一位報導者，就是貢獻社會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