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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的典範轉移:當分配與認同分庭抗禮

整理 / 政研三 鄭榮欣

圖 / 政研三 張逸帆

2014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當前全球民主實踐的再思考:困境、挑戰與突破」國際研討會,邀請到現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吳玉山教授發表專題演講,主題為「台灣政治的典範轉移:當分配與認同分庭抗禮」。

都是爭議,有何不同?

演講一開始,吳玉山教授便強調這個議題相當重要,希望就自己的觀察分享拋磚引玉。首先藉著一系列投影片畫面喚起熟悉的記憶並提出問題:兩組畫面呈現台灣近兩任總統,陳水扁與馬英九時期社會上的爭議有何不同?說明前者以認同爭議為主,後者則以經濟/分配爭議為主,並解釋形成的緣由與意義。更進一步指出這並非台灣獨有現象,而是全球性的普遍現象。

全球經濟成長減緩與財富分配惡化,台灣亦不例外

接續進入全球的宏觀視野,2014年全球經濟學界最紅的一本書無疑便是《21世紀資本論》。作者Thomas Piketty指出,資本主義的放任發展會帶來愈來愈不均的所得分配,此乃因為資本所得的增加率必然高於薪資所得與總體經濟增長的速度,即r>g。自1980年代各國相繼向右轉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資本主義化迅速擴展,資本主義造成的分配惡化趨勢重現,於全球範圍內發生,造成重大的政治影響。分配惡化的情況更隨者經濟增長減緩而加劇。並佐以圖例,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皆然,台灣亦不例外。台灣經濟自1990年代以來,出現成長率下降、失業率增加與所得分配惡化三重現象。在外延式成長無法持續、追求發展主義受到挑戰、技術官僚無法維持獨立性、新領域產業政策受質疑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當道等因素下,過去均富成長的基礎遭受侵蝕。過去,由於經濟持續的高成長、快速的社會流動、極低失業率與相對均勻的所得分配,台灣並未出現階級衝突;然而近二十餘年來經濟的低成長,對於經濟生活的憂慮影響了民眾的政治考慮,從而帶動政治競爭主軸的轉變。

社會分歧決定政治分歧與政黨立場

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s)有前、後物質與物質的區別。在西方是以物質分歧為主,即國家於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劃分左(國家介入分配)與右(市場決定分配)。政黨必須沿著社會分歧採取立場,並且成為倡議者,才不會削弱政治影響力。然而在新興民主國家或許出於社會分歧為前物質性,如族群與宗教,並未如同西方國家的政黨採取一定的左─右立場。重大社會經濟的發展可能改變社會議題的相對重要性,並帶出新的社會分歧,或取代舊的,或與之交叉共存。政黨在追求選票的過程中,密切關注新議題與新分歧的形成,由是出現透過選舉帶來的政黨重新導向(election-driven party reorientation),社會分歧因此演變成政治分歧。選舉過程中,無論是有創新能力調整自身立場的政黨、還是遭受強大壓力進而調整的政黨,甚或是無法調適被淘汰的政黨,將帶來兩種結果:其一、原有政黨維持,但取向配合新政治議題與社會分歧而轉變。其二、新的政黨體系取代舊的。無論是何者,政治競爭的軸線都會出現變化。

 

台灣政治的典範轉移:從認同轉向經濟?

基於前述可知台灣的政黨政治必然受到整個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台灣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民主發軔時,有階級與認同的分歧相互競爭。前者肇因於國民黨長期追求親近工商業、以經濟成長為導向的發展發展;後者則是國民黨中華民族主義與黨外台灣主體意識的衝突。發展的結果是認同政治壓倒了階級與分配,即認同獨秀、左右缺位,並成為台灣近20年來政治競爭的主軸。從西方的標準來看,台灣的主要政黨於左─右意識形態光譜上,都是偏右,但台灣的右派也沒有意識形態的主張,政黨是透過動員對立的認同進行政治競爭。然自2000年代後期開始,新的社會分歧浮現,政治競爭主軸開始轉變,主要出於高經濟成長時代不復返、民眾對於認同動員的厭倦,以及兩岸關係成為認同與經濟間的橋樑等經濟與社會結構因素。國民黨於總統大選敗選後改變,馬英九於2005年出任黨主席後,少談認同,致力抨擊執政黨無力處理經濟危機;民進黨儘管一開始拒絕放棄形勢有利的戰場,依舊在認同上提出各項倡議,然亦在2008年國會與總統大選雙雙落敗的壓力下而轉型,新的黨主席蔡英文走上馬英九路線,逐漸從認同轉向經濟。兩黨均從敗選中接受教訓轉向經濟,發生了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惟切入角度仍有不同,國民黨強調競爭力,民進黨強調分配正義,左右的雛形出現。

Replacement, Façade or Crisscrossing?

未來的可能發展有三種,第一種是經濟議題取代(replacement)認同議題決定投票模式與政黨取向,國民兩黨逐漸成為中間偏右與偏左的政黨,理性終於超越了感性,台灣政治「正常化」,如同西方以左右為競爭主軸。但這也有可能僅是表象(façade),經濟是深層認同的面具。國民黨支持兩岸整合並非為了振興經濟,而是內裡堅持終極統一;民進黨反對兩岸經濟整合並非經濟與現實因素,而是深層理念追求法理台獨,自然敵視中國大陸。雙方使用的經濟語言與理性思考都是虛偽的表面現象,真正發揮影響力的仍是兩個陣營的深層認同,感性超越理性。此外不僅政黨虛偽,選民亦然,依其內在認同決定支持的政黨,經濟僅是被用來合理化既定的抉擇。第三種的可能是經濟與認同持續競爭,相互交叉滲透(crisscrossing),真相介於取代與表象之間。比較細膩地來看,認同方面可區分為「排他性的台灣認同」(exclusively Taiwanese, ET),與雙認同「台灣人也是中國人」(Taiwanese as well as Chinese, TC);經濟方面則是「重分配:左」(pro-distribution, L)對「重市場:右」(pro-market, R)。這樣可以形成ET-L, ET-R, TC-L, TC-R等四種組合。對不同地區、人群、議題領域而言,這四種組合的相對顯著性(relative salience)各有所不同。

認同與經濟軸線形塑出左獨傾向,年輕世代最為顯見

演講最後提出民進黨因較強調本土意識與分配政策而佔據了相對的優勢。在認同軸線上,馬英九執政後出現「雙認同」相對於「唯一的台灣認同」處於弱勢的發展。在經濟軸線上,低成長與收入差距拉大增加了支持「分配」的力量。兩條軸線形塑出左獨(ET-L)的傾向,尤其在年輕世代最為明顯。台灣政治競爭的主軸轉變的研究,無論在理論還是現實層次,包括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整合,以及對於台灣的對外關係,包含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是,都有重要的意義與影響。這一方面的研究在過去認同典範勢凌一切的情況下未受到足夠的著重,未來值得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