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八屆後西方國際關係冬令營
整理/周燕(政研博五)
2025年1月10日至11日，第八屆後西方國際關係冬令營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本次冬令營以「全球南方與關係理論」為核心議題，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主辦，邀請多位知名學者共同參與討論。此次冬令營不僅深化了全球南方研究，也為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
跨越地理藩籬：全球南方的集體性重探
——2025年冬令營紀要（一）
本次冬令營邀請到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以「全球南方的集體性」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石教授從歷史脈絡、理論創新和現實意義等多個面向，深入剖析了全球南方的本質特徵，為與會師生帶來全新的研究視角。
石教授首先挑戰了傳統的全球南方概念。他指出，將全球南方簡單等同於「開發中國家」或「第三世界」的理解方式存在明顯局限。全球南方並非一個靜態的地理概念或發展階段的指標，而是一種基於共同歷史經驗和結構性處境的歸屬感所形成的「關係性網絡」（relational network）。這種歸屬感源自殖民統治的歷史創傷，體現為一種「受難關係（relation of suffering）」。
在論述全球南方的集體性特徵時，石教授提出了「不可預測的集體（unpredictable collective）」這一概念。他強調，全球南方的集體性並非持續穩定存在，而是在特定歷史時刻、透過情感觸發被喚起。這種集體性的特殊之處在於其自發性與即時性，往往在面對共同壓力時展現出意想不到的團結。
石教授特別指出，全球南方內部存在著語言、宗教、文化等多重差異，這些差異使其難以形成如北約或歐盟般的制度化組織。然而，正是這種差異性與某種程度的分裂狀態，反而強化了其作為一個「不可被領導」群體的特性。當遭遇霸權壓迫時，這種鬆散的結構關係反而成為其抵抗霸權的重要資源。
關於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石教授提供了深刻的政策反思。他認為，中國的全球南方政策既有先進性也有盲點。一方面，中國在「全球南方」概念形成前就積極與前殖民地國家建立關係，但另一方面，忽略了全球南方在中國內部的存在，以及對前殖民地國家的政策過於依賴經濟援助而忽視了援助資源的分配失衡與政權更迭帶來的戰略風險。
本次演講不僅為全球南方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也為理解當代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啟發。石教授強調，研究者應該更多關注情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重視非制度化合作的價值，並在理論建構中納入更多非西方的思考視角。這些觀點對於深化我們對全球南方的理解具有重要意義。
透過本次冬令營的深入討論，與會師生不僅加深了對全球南方議題的認識，也對國際關係研究的方法論有了新的思考。石教授的演講為後續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也為促進中國與全球南方的互動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
從多元主義到多元普世：文明共存的新視野
—— 2025年冬令營紀要（二）
本次冬令營第二場講座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就「文明倡議與多元普世主義（pluriversalism）」的議題展開深入探討。石教授從理論批判出發，逐步闡述了多元普世的本質與實踐價值，為理解當代文明共存提供了創新性的思考框架。
石教授首先指出了多元主義（pluralism）作為國際關係理論框架的根本局限。他認為，多元主義過於強調文明的「代表性」，將不同文明視為獨立單元，這種抽象的包容無法解決文明間實際的共存問題。更重要的是，多元主義植根於新自由主義秩序，其個人主義方法論忽視了文明之間關係性的形成與維繫。
在闡述多元普世主義時，石教授以全球南方為例，指出其集體性源於殖民歷史形成的「受難關係」，這種基於共同經驗的情感聯結，往往在特定事件中被觸發，形成獨特的團結模式。石教授強調，全球南方內部的差異性不是阻礙，反而體現了多元普世的本質特徵。
石教授特別強調了多元主義與多元普世的根本區別。多元主義試圖透過「代表」（representation）處理差異，但這種方式只能實現表面的包容。相比之下，多元普世主義關注文明在具體場景中如何透過接觸、學習與調整達成共存，強調的是一種動態的、關係性的過程。
對於中國提出的「文明倡議」，石教授提出了獨特的看法。他指出，當前的文明倡議仍囿於「文明彼此陌生」的假設，這與多元主義的框架相似。他建議文明倡議應該更多關注多元普世的實踐邏輯，透過研究文明在日常生活的具體交融來實現真正的互鑑與共存。
石教授以印尼的宗教共存和香港的一國兩制為例，說明了多元普世的實踐特徵。他強調，文明間的共存涉及學習與反身學習（learning and unlearning）的過程，是透過持續接觸與實踐自發形成的結果。
本次演講不僅深化了與會者對文明共存議題的理解，也為推進文明對話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石教授的論述表明，探索多元普世的實踐價值，或許是超越當前國際關係困境的重要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