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科隆大學東亞學院文浩教授午餐演講活動紀錄
文字整理／李槃一（政研三）
本系近日舉辦午餐演講，特邀德國科隆大學東亞學院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介紹其新書《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社會：共產黨如何改變中國階級與人民面貌？》。此次演講於2024年9月9日在社科院419第一會議室舉行，由本系張登及教授主持，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鍾延麟特聘教授擔任與談嘉賓。
文教授首先指出，根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儘管強調男女平等和民族平等，但階級間並不平等。黨和國家依據個人城鄉身分、階級成分、家庭背景、性別及民族等因素，建立了一套複雜的官方標籤制度，成為「優待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的依據。然而，這種分類標準並未依循共產主義正統，因其非以生產資料和財富所有權為基準。文教授認為，深入研究毛時代的社會變革、分類和衝突，尤需將中共中央政策與民間社會實態結合起來。
本書針對毛時代重疊交叉的等級制度，依據黨和政府的決議、地方檔案館文件、官方報紙辯論和口述史訪談，採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或譯交織性）理論進行分析。文教授分三個部分探討社會分類的交叉關係。在城鄉與性別的交叉方面，他提到，儘管中共高舉性別平等並鼓勵婦女與生產和政治生活，但生育仍被視作義務，家務不被計入勞動。在城市，即便家務部分實現社會化且男女同工同酬，國企和黨政機構中男性仍占主導地位；在農村，家務社會化失敗，責任依然落在女性身上，工分制中的性別不平等導致了農業女性化。
關於階級成分與性別的交叉，文教授指出，中共依據建政前的經濟關係，將社會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成分。工人、幹部和貧下中農被視為良好階級，而資本家、地主、富農等處於不利地位，知識分子和中農則介於兩者之間。階級成分影響政府職位、入黨參軍、高等教育及國企就業機會，並由個人背景、家庭出身和表現共同決定。農村多數人的階級成分良好，城市則相對不然。階級與性別的關聯主要體現於婚姻，跨階級婚姻中的階級地位可能隨「表現」評估而變化，成為擺脫不良地位的途徑。然而，中共對此類婚姻抱有擔憂。
文教授還揭示了民族、性別與階級之間的交叉關係。他提及，中共認為「舊社會」對少數民族存在歧視，強調其需要自治權和優待政策，並由漢族提供發展援助。由於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建立沒有國家的世界，民族問題也是階級問題的一環。建政之初，中共與少數民族上層組成統一戰線，但自階級鬥爭起，面臨容忍民族文化或推行漢族同化的抉擇。至於性別，中共高喊「解放婦女」的口號，抨擊舊統治階級對婦女的壓迫，但少數民族婦女仍面臨被神祕化的窘境。
文教授總結了毛主義在構建更平等社會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毛主義對舊菁英持歧視態度，實施針對工農兵的優待政策，如何對待第二代卻成為挑戰。其次，階級成分制度可能阻礙取消城鄉差別，以及體力和腦力勞動差別的社會主義變革。再者，儘管「婦女解放」取得進展，但農村家庭中的性別分工依然穩固，公領域的領導層由男性主導，而戶口制度進一步固化了城鄉的二元結構。最後，儘管毛澤東批評官僚主義和不平等現象，卻從未願意取代等級分配制度和戶口制度。
與談人鍾延麟教授表示，在文浩教授所提及的幾種交叉社會分類中，階級始終占據首要地位。中共的主要政策變化正是由於毛澤東對階級觀念的波動而發生轉變，例如從新民主主義時期到「整風」、「反右」的過程。在判定階級成分時，中共並非「唯成分」，而是保留了一定的彈性解釋空間。鍾教授還提到，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被毛澤東視為潛力無窮的「ATM」，透過實行工農「剪刀差」（price scissors），汲取農村資源以養活城市。在危機時期，這種二元制度尤其殘酷，農村往往成為保衛城市利益的犧牲品。
在演講末尾的提問環節，文浩教授同主持人張登及教授、在場聽眾熱切交流，回應了對當今毛式話語和文革圖騰復甦的看法，並分享了對中共研究前景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