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專訪-張佑宗院長（77年班）
採訪整理/ 詹明翰（公行二）
請問院長當時為什麼會決定要讀政治系？當時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家人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以前的聯考跟現在不一樣，我們是要先填志願。填完志願之後才考試。考試之後就按照先前填的志願去分發。那時候我是念社會組。社會組大概來講就是三個系：經濟、法律跟政治之間選擇。政治學系包含國際關係、公共行政。所以說當年看你分數落在哪邊，就會念哪個系所。 當初當然也是有猶豫，但後來因為唸久了覺得政治學還是比較有趣。法律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在背法條，我覺得比較無趣。然後經濟學當時對我來說，感覺一直都在處理數理模型。因為當時還沒有經濟史，我也不曉得說還有老師在做經濟史的。如果有做經濟史的話我可能唸經濟史。也是有點因緣際會的感覺。
請問院長，在求學過程之中，您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使得您的研究議題比較偏向民主化的議題？
很多事情不是我事先規劃的。我當時是讀公共行政組，原本是要考公務人員，後來也想要不要去當記者。那後來因為我是大三的時候就修研究方法的課程，那時候是葛永光老師上課的，那他就要求要分組交報告。那我那時候就在想說，既然是研究方法的課程，我想說就用問卷調查方法。因為在修研究方法課程的前一個學期，我剛好去參加了一個問卷調查的計畫，那個是趙永茂老師他主持的一個縣市議員的研究計畫，那我就去彰化縣做了快一個多月的縣議員的訪問，有了訪問的經驗，我覺得我可以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做這個報告。也是在那時候，我開始加入胡佛老師的研究室。當時是陳明通跟林佳龍在裡面。從1986年開始到現在。
以前306就是胡佛老師研究室的號碼，包括游盈隆、陳明通、林佳龍、范雲、徐永明，都是當時306研究室的成員。306研究室原本是做選舉研究，針對臺灣地區的各項的選舉，包括地方選舉、總統選舉。2000年之後就開始做民主化，就是去負責亞洲區域民主化相關的政治態度跟政治行為的調查研究，因此我就開始接觸了這些民主化的項目，然後就一直到現在這樣子。306研究室就是目前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的前身。
請問院長，是基於什麼理由，就是會想讓您去從事研究工作？那又是什麼樣的動力，會讓您想要從事研究工作就是長達20多年？
我們每個人從小就都會有志願。我從小志願就不是發大財賺大錢，而是有一種想要當老師的動機。這個動機到我念高中時候就會更強烈，我前面提到我也會想要念經濟系，因為只有經濟學有諾貝爾獎，那時候我就想要當一個學者。
所以說我進大學之後，其實我不算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有時候我會缺課到圖書館去自己唸我自己的書。可能就是因為我從很早就開始想當一個學者，我可以再從我讀書當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然後可以看看說對一些大問題，學者們有哪些看法，藉此可以從中裡面得到一些知識。
我常常跟學生講說，什麼樣的人可以當教授？就是說當你寫的文章被接受的時候，你會有快感，雖然說沒有任何的那個報酬，但是你會非常exciting。我就是這種人，不需要什麼給我物質上的那種報酬，但我覺得說，我的研究成果被肯定了，被接受了，甚至說以後其他學者都會常引用我的研究發現，那我就覺得這樣精神上的快樂是比物質上的快樂都還高。那我覺得可能是具備這種心態的人適合當學者，所以說我覺得說我一直沒有放棄作為學者志向與動機。
院長曾於110學年度獲頒績優教師、去年也曾獲得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錢氏社會科學傑出教師講座」，並在北京的清華大學擔任社會科學院海外高端專家，在研究方面及研究成果的社會影響力頗受肯定。院長這幾年主要都在推動「臺大動態民意研究平臺」，能否請院長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平臺，以及該平臺對於臺灣學術界的重要性及社會影響力？
如果大家對現在的那個民意調查發展趨勢有所了解，會發現早期民意調查大部分都是用面訪的方式去做，但目前在臺灣，這種面訪的方式不但成本很高，資金籌措也非常困難。目前就剩下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有職業訪員可以去做這種調查，而且可能需要半年的時間才能夠做完一次的調查。經費上可能動不動就是要六百到八百萬。
除了面訪之外，有人在做那個CATI(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但因為電話調查沒有辦法做比較深度或長時的問卷調查，它只能夠做比較做一般的問卷，所以在學術上受到很大的限制。最近幾年因為網路普及化，智慧型手機現在幾乎是人人都有。當然七十歲以上的人比較可能比較少用，但是七十歲以下的人幾乎都是人手一機。隨著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國外在十幾年前就開始做網路調查的相關技術開發，臺灣的發展比較慢一點點。之前有人在發展，但都是小規模而非大規模的。差不多在五年前，我去澳洲參加調查方法的學術研討會，他們都在討論網路調查的相關問題與技術。當時我就想為什麼臺灣不能進行網路調查的研究？我回來之後，就跟國科會申請了一個人文及社會科學卓越計畫，在政治學就是這一項而已。後來又追加預算，一年有八百萬的經費。我就建構一個臺大動態民意問卷平臺，目前正在運作。
這個網路平臺它是會員制的，我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尋找會員加入到平臺裡面。目前有四萬五千個會員，算是數字也蠻大的。每次要做調查的時候我都會從這四萬五千個會員裡面去做隨機的分層抽樣。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每次的會員，每次的樣本都是算得非常開的。當然我不能夠說它有樣本代表性，但基本上來講異質性是比較高一點點。然後它的好處在於說，我可能花兩個晚上我就可以收集到一千六百樣本，經費可能只要二十萬。我可以做很長的問卷。但是有兩個特色是一般的面訪或者電訪做不到的，我可以做實驗。我可以給那個受訪者看影片，看圖片，聽聲音，然後可以控制誰是實驗組，誰是對照組，這些都是隨機攤派的，上述的實驗方法也是一般調查研究裡面很難去做到的一個步驟。
另外一個特色是我目前正在建置的。因為平臺是會員制，是Panelist，因此可以做追蹤樣本。
我現在已經追蹤了兩年多，我目前正在把這些資料串聯起來。比如說我想研究情感極化比較高的人這兩年來的變化是什麼。或者比如說民眾黨的支持者這兩年來的變化是什麼，會不會受到現在柯文哲事件的影響。一般調查很難做到這樣的追蹤樣本，因為我們的平臺是Panelist。可以去看變化的趨勢，而不是一般只能做到不同樣本的間接推估。網絡調查它一方面它是非常快速，經費非常的少，經費少又快，又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因果論的一些基本的要求，甚至說它還是一個長期追蹤的樣本，這真的是一般的調查是做不到的。我目前建構這樣的的平臺也是一個公共財，現在已經幫學術界做了七八十次的調查，以後還會增加。
請問院長在這麼多年研究、教學的過程中，有什麼讓您感到惋惜的過程嗎？而您後來又是如何調適的呢？
這當然說不能夠說沒有啦，就是說那比如剛才提到的網路調查平臺，原本我要申請那個第二期的卓越計畫但受到一些阻力。這個阻力是主要是來自學術界對於這種所謂新興調查的質疑。有學者覺得說這個都是志願性樣本，不是隨機抽樣的樣本，或者有學者覺得這些樣本是沒有代表性的樣本，但是這個在國外來講都是個問題，它不是個答案。
但在臺灣，我們都把這些問題變成答案，然後就去否定。但在國外，樣本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是我們需要去克服它的，我們很難要求一個計劃在短短的兩年多的時間就解決國外需要長期時間去解決的問題。因為像國外來講，網路調查平台樣本庫都是幾百萬的，是有專門的公司在收集樣本。但我們是需要自己去做收集工作，因此這應該是需要長期投入的。在臺灣的學術界來講還是比較保守一點。那我們先推動的人，就必須要去花時間去說服他們。我相信只要不斷努力，應該是可以慢慢讓大家接受。
在臺灣要建網路調查平臺樣本庫非常困難，我的目標是說建置到五萬個隨時可以去做調查的樣本，目前平臺有四萬五千個樣本，隨時可以去做調查的樣本差不多三萬五千個左右，所以還有一萬五千個樣本的距離。在臺灣，基本上來講夠到五萬個樣本就已經是非常高了，有些人號稱說他有二十萬、三十萬、上百萬的會員，真正填寫的可能也就是五萬個，因此這個樣本量大概來講是最適的數量了。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於我們如何針對這個五萬個樣本去做一些嚴謹的實驗設計，達到因果推論的要求，而不是一再強調代表性或隨機抽樣等等。
請問院長在求學過程中有參與課外活動嗎？這些課外活動對您的未來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我大學時候是有參加大陸社和一些讀書會。那我大學的時候也剛好是整個社運跟學運比較蓬勃的時候。那都有參加一些邊緣的相關活動。但基本上來講就是說，我在整個求學過程或者是在整個教書的過程裡面，我還是以學校裡面的學術活動為主，比較少去參加外面的活動。畢竟在臺灣念書學生們需要有一點學術表現，不然比較難找到工作。那剛剛找到工作的老師總要必須要生存下來，所以會有些自我設限。
請問院長是基於什麼原因，讓您決定參與本次社會科學院的院長遴選？您的治院理念又是什麼呢？
其實遴選院長並不是在我人生的規劃裡面。我三年前有參與過一次但沒有獲得遴選資格。那後來我就想說算了，還是把心力放在研究方面。後來就拿到了國科會的計畫推展平臺的研究。那這一次的遴選我是在研究室裡面接到很多老師的鼓勵，希望我能出來參與遴選。我也考慮很久，後來主要是因為基於我從大學到博、碩班，即使是在中正大學教了兩年書，當兵兩年是在東莒以外，我都在臺大社科院。所以我對社科院的情感其實是非常深的。
另外院的主管我都有歷練過，包括當時徐州路校區的總務分處主任、副院長、系主任等等。基本上來講我對社科院的行政業務十分熟悉，加上我對於社科院的一個長期的深厚的情感，還有一些資深老師的不斷的遊說、推薦，因此我就決定出來參與遴選。
就治院理念來說，我覺得說這種社會科學本身來講說我們應該是要跨學科的去做一個學習。我自己在大學念書的時候，我經濟學是去經濟系修的，我社會學是社會學修的，心理學是心理學修的，我覺得雖然我們人為的按照學科分成了系、所，但我們不應該自我設限。
另外，我們社科院的老師即使在同系所也很少有所謂同系所老師之間的合作關係，我差不多在四年多前，就是說我還在當副院長的時候，就籌組了社科院第一個跨系所的研究團隊：「臺灣人工智慧(AI)技術發展的社會成本與治理準則」，我們做了三年研究，成果也快要出版專書。我覺得我們院應該要去推動一些跨系所的研究團隊的成立，如果說能夠有多舉辦一些跨系所的一個交流，跨系所研究的團隊，說不定做出來的那個主題會更深刻、更貼近我們臺灣的現象，而不是只是在各做各的，沒有想要跟其他的老師交流。
所以我的理念是能夠把我們的研究資源，導向一個比較、跨團隊的研究。畢竟現在學界裡面單打獨鬥的情況越來越少，現在大家都是跨社科、自然科學的一個研究，因此不只是在社科院內，也要與其他學院的團隊合作，這樣才能夠慢慢走向國際化，國際發掉能量才會比較大，不能只是尋求國內的發表，或者只是在個人、自己的研究，這是我對院的基本想法。
請問院長認為在國際政經學院新成立後，社會科學院的師生們將面臨哪些影響，而他們又該如何應對呢？
國際政經學院剛成立沒多久，今年才開始招生，明年才會入學。今年先招的是碩士班學生，之後才會招收大學部的轉學生。政經學院對我們學院老師與學生的衝擊主要在人才方面。第一個衝擊是我們可能會有部分的老師去政經學院，這些空缺我們要如何填補。
另外，我們的學生也可能會有一些會轉系到那邊，那我們該如何開更好的課，能夠把好學生留在我們學院，而不是讓好學生都流去政經學院。這種衝擊可能對政治學系會更大一點。
政經學院的經費是我們院的四、五倍的經費，他們的資源比社科院多，以後怎麼樣讓雙方能夠是一個合作關係很重要。我有和國際政經學院主要的負責老師聊過這種問題。希望雙方不是一個零和遊戲，而是非零和遊戲。畢竟我們都是臺大的學院，我希望我們有老師過去政經學院開課的同時，他們聘請一些國外的知名的老師的時候，也能夠來我們這邊開課，甚至開放給我們院的學生去政經學院選課。另外我們也希望當他們有聘請一些短期的老師到他們那邊講學，或者我們有聘請一些短期的名師到我們這邊，雙邊都能夠合開mini course。
除了課程，我們也在發展出學術上的合作關係，像明年我們預計要辦一個合辦一個大型國際研討會，可能會找諾貝爾獎大師級的人物來臺灣，也可能會有七八十位國外的學者會來臺灣，我們雙方就要共同去籌辦這樣的活動，因此未來雙方也可以透過共通的主題合作辦研討會。畢竟政經學院很多老師還是社科院的專任老師，希望以後雙方能在教學、研究上合作互作，而非政經學院的資源不讓我們學院用，我們這邊資源都開放給他們用，這樣不對等或是競爭的關係。
面對當前的大環境，請問院長有沒有什麼勉勵的話想對政治系的學生或畢業的系友們說呢？
有些政治學系的學生就會覺得我們的課程與就業之間的連結比較鬆散。我們每年畢業生兩百多人，很多人可能會去做其他的行業。我們的課程，不能僅著重在培養學者。我們需要更多一些實習，或者是其他的專業技能方面的訓練，讓學生在畢業之後，很快就可以銜接到他們想要的那個行業去。
學生們也需要去思考他們需要得到什麼樣的訓練。我發現很多學生鄰近畢業還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危機。理論上來講，我們需要讓學生從大一進來就了解你以後可以做什麼、你想要做什麼，然後你需要學什麼東西，這大學四年級裡面就應該要有很清楚的一個路徑，讓他們去跟著這個路徑走。我覺得我們系的老師跟同學都可以再去思索一下。在社科院這邊，我也是在想說如何讓業界能多開放一些實習的課程、有沒有可能在暑假的時候能有實習的學分。
我希望學生在系上修完課後，我們提供企業界或政府單位提供有學分的實習機會，形成Capstone的課程，而非讓學生去那邊打雜。算學分的話，學生在系上修完專業課程，比如說統計、研究方法，我們提供機會讓學生到相關機構實習，看看學生能否運用課堂的知識在專業的工作領域上。如此可以讓學生在大學裡面做好充分的準備，才不會讓他們覺得課程與就業有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