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進教師專訪—吳舜文助理教授

訪談紀錄/邱鈺涵（公行四）

老師的研究興趣在什麼時候開始萌芽，開始想往學術發展？又是什麼原因讓老師決定出國攻讀博士？

我其實一開始的目標是想要當個好的公務員，這個念頭最早從國小的時候就開始了，當初可能是因為看了電視劇就很熱血地覺得政府的政策好像能夠造福人群，所以在國中的時候就決定要走政治系這個方向，那跟政府部門以及政策最有相關的就是公共行政組所學的了，所以大學就選擇讀了公行組。

大學之後開始覺得如果我想要當一個”好”的公務員，似乎大學可以得到的知識有點不夠。大學的訓練可能還是以傳授知識為主，比較少批判思辨以及創造的訓練。不過我希望自己不是只是一個螺絲釘，只按照上級的規劃執行而以，而是可以有足夠的知識能判斷一項政策的利弊得失，能夠有足夠政策分析技巧規劃一個好的政策，引領社會朝向更好的方向(後來才發現這真是個遠大的目標啊)，所以覺得應該要來念個博士班。而目前全球化當道，臺灣作為一個海島國家更不可能與世界潮流脫節，所以想要出國念，看是不是可以跟世界接軌一點。

但是後來讀完博班回到公部門任職後，我知道當公務員不是我現階段所欲求的工作。往學術界發展可能可以做的事情會廣泛一點，可能對於社會的貢獻可以更多一點。也或許是覺得比較符合當下的興趣，做起事情來比較有動力比較開心吧！

請老師分享一下在美國的求學的經歷。能否請老師比較一下台灣與美國在學術環境、研究風格上有什麼異同？

在美國時的確是有受到點文化衝擊，我們說culture shock。第一個是師生關係，這裡說的是博士生與老師之間的關係。在美國，或至少我念的系所，不少老師會認為博士生是未來的學者，所以覺得和他們是處於平等地位，所以會讓博士生直接喊他們的名字，在討論的時候也比較會重視博士生的意見。亞洲人還是會比較強調尊師重道一點。另外，在美國讀書時覺得與外國同學的學習呈現上會有很大的不同，美國的同學比較重視怎麼呈現，他們不見得讀很多東西，但報告的時候他們卻很會展現自己能夠掌握的地方。老師對於學生的要求也不一樣，比較希望學生能夠抓重點。他們比較不在意小問題，例如文章的錯字，但十分要求要在短時間內將論點展現出來，而且是有故事性的、有賣點的展現出來，像我的指導老師就會強調訓練電梯簡報（Elevator pitch），要能夠在短短的幾分鐘內說出你所想要表達的概念，這部分直到目前我也都還在學習。

請問目前老師正在發展什麼研究領域？為什麼老師對此研究領域有興趣呢？

現在研究領域大概分為三個方向，分別是環保政策、健康政策、和公共管理裡組織行為的部分。環保政策發起最早，是我的碩論選擇的方向。當初會選擇環保政策是因為覺得環保是十分切身相關的議題，我們能看得到空氣汙染、水汙染或是海龜鼻子裡痛苦的插著塑膠吸管等等問題，很多環境事務都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其他的政策覺得好像跟自己沒甚麼太大關係就比較沒有感覺，例如因為年齡不到所以還不會太關注長照等議題。

　　至於會走健康政策的研究是因為在美國的指導老師就是研究這個領域的，再加上台灣健保的議題很熱門，雖然我的博論是在做美國的政策，但回來台灣後還是要結合台灣的發展。台灣在健保這塊的資源十分豐富，或許對以後的發展比較有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台灣公行界也比較沒有人從事健康政策的研究，所以可能比較有利基。

　　組織行為是因為在當公務員時有些親身體會，覺得有感就對這領域有興趣。學術研究還是不免要與實務做結合，像我最近上行政學時講到新公共行政這一塊，新公共行政就會特別強調入世，要知道實務上的問題出現在哪裡才能有效的解決它。舉例而言，像臺灣這幾年推KPI，當初設計雖然立意良好，但實施到後來往往偏離原本的初衷。正是因為當初自己親身體驗過的一些經驗，才對於組織行為有興趣。

請問老師在政策分析與方案評估的研究領域上常遇到的困難與挑戰為何？想請問老師認為在政策評估的結果與實務上政策接納研究建議並做出調適這中間的落差與斷層應該如何銜接？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在於資料的取得！尤其是要從事量化研究時需要數據資料，但往往在政府的手上才會握有最多的資訊，但政府很多時候很難開放這些資源，第一個是涉及人力問題，現在的公務員因為業務繁多，可能會無法隨時更新上傳這些資料。第二個可能的原因則是有些牽涉到個資或國安疑慮的資料，公務員會擔心公開這些資料會帶來麻煩。雖然有些數據網路上就能夠下載的到，但當我今天要實際深入做研究時很多更詳細的資訊是需要跟公部門索取。所以有些老師會接政府的研究案，雖然不一定報酬多但卻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取得資料。

我自己認為公部門內部的資源也很需要整合，公部門資料沒有整合有時候是因為不同機關單位用的系統不同，或是有些資料牽涉個資，所以不同部門資料還是要另外要。很多公務員很忙，常常加班，忙碌的時候還很多人跟自己要資料的話就會很崩潰。雖然資訊系統維護或是人力上有困難，但開放資料應該是政府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個比較困難的點是時間落差問題。做研究的時間都要很久，等到研究做完有時議題都不熱門了。例如一樣是評估，「預評估」可能會比事後評估更符合政府部門的需求，像是興建公宅可能帶來的效益或弊病，會希望在政策規劃的時候就知道。不過我覺得預評估比事後評估難，因為還牽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而且學術研究需要一些時間，可能研究做完這個政策已經開始執行了。如果趕鴨子上架，急著要做出研究結果，怕是出來的報告可能也會比較粗糙，或有內部效度的問題，而造成偏誤的政策建議。像是現在政府推動的前瞻計畫我覺得立意良好，但這麼龐大且牽涉好幾億的計畫要在短時間做好預評估非常困難，就算我從現在開始研究好了，等我研究完前瞻計畫可能就已經執行完了。我知道在美國，政府或候選人有時候會找已經在那個領域深耕很久的學者尋求建議，像我的指導老師雖然是做事後評估，但曾經在歐巴馬政府上台前曾給過他們一些政策上的建議。我們老師做過的研究雖然和歐巴馬的健康政策不完全是同樣的政策內容，但因為知道較多相關的文獻或曾經做過的研究，可以讓政府做為參考並修改政策。所以如果在某個領域深耕多年可能對於實務上的建議會比較精確。

目前台灣從事政策評估研究的學者仍為少數，想請問老師對於未來台灣此領域研究的發展有何期許？以及政策評估在實務層面上如何尋求發展的空間？

要讓這個領域發展起來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寫教科書或盡量開相關的課程，像是系上的王宏文老師也是走政策評估這個領域的，其實在台灣走這個方向的學者還是有。我在美國的時候政策評估是蠻多人都在從事的研究領域，但在台灣可能相對而言比較少，我在猜可能是專門的教科書不夠多，大部分還是以公共政策為主。而像我最近在教「成本效益分析」這堂課，其實跟政策評估也是有很大的相關，是可以相互做結合的，但我發現在成本效益分析的領域在台灣研究的更少，其他學校開設的課程或是在研討會上也很少會看到成本效益分析的相關研究，但公部門就很需要這一塊。像是我有看到前瞻計畫有公布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但可能就跟我以為的成本效益分析有點落差，畢竟很難在短時間內做出好的成本效益分析。而且要在新政府一上台的短短時間內就要做出規劃，可能做出的成果有待商榷。

　　我覺得研究案就是一個學術與實務相結合的好方式，政府與學者兩邊都能各取所需。但當然有時候兩邊要求不一樣時需要互相競合，像學術會重視要發表論文，較重視內部效度、研究上不要有偏差等問題，但公部門的目標是要能實際應用，希望結果要能有好的政策走向。當要求不一樣時可能實際協調上還是有些困難，但我覺得還是可以盡量多合作，像是這次公事所與衛福部一起舉辦社會政策與資料科學的研討會，我聽的那場裡就有市政府的專員來分享社福方面架設的網站，我就可以知道未來進行研究時有哪些資料庫可以應用。另外，我覺得系上的在職專班也可以是學術與實務結合的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