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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陳無邪（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題目：戰後初期地方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以西螺大橋的建造為例
評論人：陳翠蓮教授（臺大歷史系）、姚人多教授（清華大學社會所）
論壇地點：社科院七樓736討論室
舉行時間：5/26 晚上7點

論文摘要：
臺灣地方政治菁英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經歷了兩次重大的政治權力的移轉與政治時期：第一次是1945年從日本政權移轉到中國政權；第二次是二二八事件後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吳乃德與陳明通認為，在二二八事件本土政治菁英經歷了恐怖屠殺與種種不合理的構陷、逮捕及迫害之後，本土菁英失去對政治的熱情，退出政治領域；此後，本土地方政治菁英的延續性產生斷裂，而這些空缺則由與國民黨親近的「政治新貴」所填補，而國民黨政權則因為地方政治菁英的斷層掌握了地方政治，進而鞏固了在臺灣的統治（吳乃德、陳明通，1996）。
地方上「政治菁英」結構的改變，是否意味著地方社會及政治已經全面由國民政府掌控，地方社會或地方菁英從反抗分子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政權下的順民？吳乃德提出的恩庇侍從理論，成為學者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的主要論據，但也有不少學者提出質疑。姚人多(2008)以日治時期保正系統及戰後初期村里長制度延續，挑戰吳乃德認為二二八之後台灣菁英主動退出政治領域的論點，就此兩位學者也有過一番論戰(姚人多，2008、2009；吳乃德，2008)。
二二八事件是否造成台灣菁英對於政治的噤聲，成為國民黨以恩庇侍從體系控制台灣的起點?若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所「建構」的恩庇侍從體系固若金湯，何以今日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未能延續?本文試圖重新以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切入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發生不久之後，台灣地方菁英的政治與公共參與，透過分析戰後地方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來理解當時台灣「菁英」的政治生命力與韌性。
西螺大橋是戰後初期台灣重要的基礎設施，興建經費來自美國援助計畫，復建計畫的推動則是來自於地方民間的力量，並非中央政府的規劃。本文發現，橫跨日治時期、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以及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螺大橋建造工程，地方民間及菁英才是大橋的推手，當地仕紳運用自身的經濟與政治稟賦，在當時國民黨政權的議事規則下，尋求地方及自身最大的利益。當時西螺地區的仕紳也受到二二八事件波及，但這並未阻止他們參與地方政治與公共事務，似乎不符合吳乃德的理論。本文認為不能只從選舉統計資料或單一面向來分析地方菁英，應以歷史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結合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深入瞭解地方上的社會形成、社會網絡以及支撐整體社會的政治經濟因素，透過瞭解社會成員的行為及其稟賦，來分析臺灣早期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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